夏初，中国高层领导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通过反腐活动与公众监督来监管这些企业。
但是，决定成败的是细节。
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休克疗法”顾问提倡通过国企快速私有化来让生产力效益最大化。在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这条建议受到认真对待。它的实际结果就是一场时至今日仍在抑制俄罗斯增长潜力的经济灾难。
而在中国，“休克疗法”主张者的建议被无视。相反，改革者更青睐渐进式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国企对工业产值的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75%下降到了今天的25%左右。其实际效果是一场被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广为学习的经济成功。
但国家统制经济的支持者说，中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成功，不是由于推行了私有化，而是由于国企仍处于国家的宏观把控下。
事实上，中国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取得的许多成功都可以归因于务实的渐进主义。
在过去20年里，北京在对国企进行公司制改革和精简国有部门的过程中明显推行了“抓大放小”政策。该政策的第一部分强调了国家要继续控制规模最大的国企；第二部分则允许中央政府下放对规模较小企业的控制权。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这使地方政府得以对企业进行结构重组和私有化，并彻底关掉它们。
专家谢长泰和宋铮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点关注了中国工业部门在1998年至2007年间的总量增长，并表明对增长提振作用最大的是存活下来的国企进行的改革（其贡献率超过13%），而让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私营部门对增长的贡献最小（其所占比重仅为3.2%）。
中国国企的经历提供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教训是，过分简单化的观点（比如“不是市场就是国家”）对理解改革的影响并无裨益。细节很重要。另一个教训是，国有制度本身并不是决定这些企业成败的原因。远比国有制度重要得多的是改革的性质、步伐和方向。重要的是实施。
当中国领导人在今年6月谈到国企改革时，强调了党在任命和开除人员方面的权力，同时警告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两个表态都与市场提倡者的建议不一致。但这两个观点恰恰都反映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务实改革。
市场提倡者喜欢强调北京的“国家干预”不大可能会提振增长，但他们或许没有抓住要领。过去，北京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今天强调的重点是人均收入的增加。
实施全面改革的时机即将到来。如果有必要，中央政府或许会以比预期还要快的速度向那个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