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甲部：背景与主张
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
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
“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因此，前后两者紧密相关连，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新高潮。
“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样，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盘西化论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尽管胡氏没有明确点出要全盘西化，但实际上是已经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子。这一点，胡氏在1935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42号上的《编辑后记》中予以明确承认：“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非但如此，他还对当时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说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以及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调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故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
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编辑后记》）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国日报》上，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出路”大辩论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辩论，规模还不是很大，而且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之交锋也比较浅显。比如，千家驹写有《略论陈序经博士研究中国文化出路之比较方法》一文批评陈氏的全盘西化论；穆超写有《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论”可以行得通吗？》、《再论“全盘西化”》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同情，主张中西调和，反对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则有冯思荣写有《关于全盘西化论的比较方法》、吕学海写有《再释“全盘西化”》等文章来论证和支持全盘西化。这些文章都不长，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日报》上，影响也不是很大。
1934年下半年陈序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是陈氏在1929年留学德国期间写就的长文《东西文化观》和中山大学演讲稿《中国文化之出路》的基础之上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在《代序》中，陈氏表示自己是顺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与梁氏的结论与主张截然相反而已——“东西文化观”论战和“中国文化出路”论战之间的承继转换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陈氏在书中重申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三个派别。他从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陈氏认为其是折衷派）失败的事例出发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可行性，认为对中西文化采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静的文化/动的文化”、“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是不当的，因为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着通融一体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换而言之，陈氏否定了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可能性。
陈氏同时也否定了复古办法的可行性，并认为中国人根深蒂固、久长深远的复古思想和保守倾向延缓迟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并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和现实的落后。因此，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他认为，这不但能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态度上有一个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全盘西化”缓慢转变的过程上得到证明，也能从近代以来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渐全盘西化的事实上得到证明。特别是，陈氏还认为：“（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即是说，因为中国文化“陈旧落后”，而西洋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就必须要抛弃，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
陈氏一书，是一通盘整体而又深入细致的文化思考与理论表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中起着类似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的导火索的作用，因此能造成特别的轰动，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和“温情与敬意”（钱穆语）的学者的强烈反弹。“十教授宣言”即是这种反弹的代表性的立场与表述，并成为“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真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不难看出，“东西文化观”大论战是由中国文化派宣布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而引发，而“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则是由西方文化派首先挑战中国文化而引发。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描述仅仅是“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在思想文化场域的背景，或说是导致论战的直接因素。在现实层面，山河破碎、国事陵夷、内忧外患、民生困顿、政治腐败等因素则是触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换句话说，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都是怀着为中国找一条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怀而参与其中的。
二、“十教授宣言”之基本主张
“十教授宣言”于1935年1月发表之后。受到了西化论者的强烈批评，因此王新命等十教授又于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上发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算是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批评的反批评，以及对宣言内容的补充说明。此外，王新命本人还单独曾于同年4月3日出版的《晨报》上撰有《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
“十教授宣言”包括标题、署名、日期等在内仅有2840字，并分为三个部分，即“没有了中国”、“一个总清算”、“我们怎么办”。
在“没有了中国”这部分中，作者们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意思是说，中国五千年来所积淀形成的价值信仰和文化生态已经呈现整体性、根本性的坍塌与崩溃，中国人已经不是由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提供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所维护调护涵育的中国人了。作者们认为“钻进古人的坟墓”的人（指复古派）和“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的人（指西化派）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结果已然证明同样是失败的失望的，而且使中国人更苦闷更迷惘。因此中国之局势仍然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在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征。所以，“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而要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在“一个总清算”这部分中，作者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行程和现实境况做了一个大体概观与评价，认为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就因循守旧、停顿不前了。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才使中国人觉醒，并先后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作者们认为，“洋务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技艺模仿，“维新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政治抄袭，都是“中体西用”理论的见解与实行，是对中国皮毛的、改良的方法。只有孙中山主张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觉醒的中国人的努力下取得政治改造的成功，使国家有机会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建。但在文化建设上中国人却还是一片茫然无所举措。复古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西化派（含模仿英美派即自由主义派、模仿德意派即法西斯主义派、模仿苏俄派即社会主义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作者们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各种主义思潮表演的舞台与拼杀的战场，而其背后却是都有国际文化侵略势力的魔手。
在“我们怎么办”这部分中，作者们提出了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五条原则和三个方法。五条原则中第一条是中国问题具有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文化建设应注意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条是既反对复古也反对非古，主张对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条是以中国需要为标准来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但反对盲从的全盘西化；第四条是中国人应有急迫感和创造力，以便迎头赶上西方文化并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第五条是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是要放弃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设和整合中国以便更好地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五条原则可以概括为：“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进一步说，就是“不守旧，不盲从”。不守旧就是反对全盘复古，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根据这些原则，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应采取“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即“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来进行。作者们在宣言的结尾表示，只有根据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站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中，又着重对如下六个问题进行了说明：第一，所谓中国本位就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这是基础和前提，而其基本内涵则是在纵的（时间的）方面反对全盘复古，在横的（空间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第二，所谓不守旧就是反对复古，因为文化形态应该是不断变动和进展的；第三，所谓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否则会造成西方文化的反客为主；第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不但与“中体西用”不同而且是反对它的，因为体用一源，“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便有什么体”，故体用是不可分的；第五，所谓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人民生活需要充实、国民生计需要发展、民族生存需要保障；第六，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
“十教授宣言”发表之后，其主要的激烈批评者是全盘西化论者，特别是陈序经和胡适。陈氏于1935年3月在《独立评论》第142号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该期杂志轮值主编胡适写有《编辑后记》一文，胡氏并于3月31日在《大公报》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教授宣言”进行了猛烈抨击。王新命遂单独起而回应，发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进行反击。文章指出，尽管陈氏是极端的全盘西化论者，胡氏是以折衷为目的的全盘西化论者，但二者患有一大通病，即偏执地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陈旧的、落后的、罪恶的，并无知地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那些封建割据、无序社会、读经复古、性史春药之类的东西，从而得出必须整体性抛弃中国文化而实现全盘西化的结论。王氏进而在指出陈胡二氏的全盘西化论有六条错误：
（一）是忘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四万万民族也是文化的产物；（二）是忘记了全盘西化的结果会把西方人垃圾箱中的垃圾来替代中国人饭碗中的白米饭；（三）是忘记了聪明相等的民族纵有其不相如的地方，而在文化的创造上，决不会甲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天堂的材料，乙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地狱的材料；（四）是只看到了西洋的好处，没有看到美国一方有人主张火焚麦棉，一方有1200万失业者为着请求救济饥饿而饱尝流泪瓦斯的滋味，也没看到号称字典中没有“失业”名词的苏俄，仅列宁格勒一处同时被捕的窃贼和盗匪竟达六千余人；（五）是忘记了性史春药洋八股的流行，正是无条件接受西化的中毒状态；（六）至于自作聪明，在连十教授自己都没有知道“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之前，竟断定这个“此时此地的需要”一定是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和目前的读经等运动是同质的东西，而无的放矢，那就不过是较小的错误。
王新命此文对西化论者的批评可谓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而且是痛快淋漓，击中其软肋。
“十教授宣言”以及后两文章的基本主张，一言以蔽之，曰：“坚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其基础和标准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其实行则包含有既反对顽固复古也反对盲目西化，其方法则是批评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其目的则在于建设新中国并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
乙部：反响与评价
三、“十教授宣言”之基本反响
“十教授宣言”发表后，首先是引起一些人对十教授人格的非难，批评他们为“御用文人”，是致力于“国民党党务的人”。因为发表宣言以及《我们的总答复》的杂志是《文化建设》，而该杂志乃是由国民党右翼骨干分子陈立夫兄弟组织和控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尤其是，蒋介石于1934年初即发起“新生活运动”，号召国民以中国传统的价值信念如“四维八德”等为“新生活”的法式，并组织部分青年进行读经、习礼、祀孔等活动。[1]因此，“十教授宣言”发表的杂志和时机可谓是不合时宜。
特别是宣言还有类似“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的言辞，这就更难免给人以宣言是在美化当局并配合“新生活运动”展开的把柄。因为在当时政治混乱险恶的情况下，一般知识分子对其是持有强烈的拒斥态度的。张奚若于1935年4月在《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上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就指责十教授《总答复》一文中所说的“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等于是取消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而代之以“二民主义”。
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浓厚的政治情结，其积极参与政治或抵拒冷漠政治，则是这种政治情结的两极。知识分子谈书论道或会深刻，然于政治则往往单纯幼稚。十教授是否有意配合当局，乃至是否意识到自己被当局所利用，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从文化讨论和宣言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宁愿相信，十教授的主张，乃是出于一种内心的、真诚的信念。
“十教授宣言”短小精悍，本身并不能负载多少详细明确的内容，这是其文本篇幅所决定的。因此其表述既简洁也笼统。《总答复》和《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两文也没有对这个缺陷做出明确纠正。故而宣言提出后，很多论者批评它本身是大而无当、空洞无物。如张熙若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就批评说：“说了一大套的空话，所以读《宣言》的人实在是摸不着他们的真实意思与详确的目的在哪里。”陈序经则更是在《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中批评“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更是混乱不清”。这些批评自然是不无道理。但“十教授宣言”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其提出了多少明确详尽的文化主张和具体措施，而在于其在当时“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鲁迅）、“拼命往西走”（胡适）的激烈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论的文化氛围中，表现出来的捍卫“中国本位的文化”的立场和姿态、用心和情怀。它所开辟的是道路，是方向，而不是什么细枝末叶的问题。同时，在中国文化价值信仰和义理系统整体性崩溃的情势下，也不能期望十教授能一如那些把西方文化整盘子、一揽子拎将出来的全盘西化论者一样为中国提出整套的文化建设方案——中国文化的革新与转换，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六、“十教授宣言”之重大价值
“十教授宣言”的重大理论建树,就是“中国本位文化论”！
在“十教授宣言”提出以后，大多数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都对它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即把其主张的“中国本位文化论”理解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进一步说，在十教授那里，其基本主张是“中国本位·文化论”，在误解者那里，其基本主张则成了“中国文化·本位论”。这一误解实在是非同小可，几乎的颠倒了“十教授宣言”的本意。
“十教授宣言”中明确地说：
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我们的总答复》中又明确地说：
在宣言中，我们曾由中国文化之史的发展去检讨西化东渐后中国文化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