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行反革命分子亚里士多德的大毒草四因说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困难。
古代一直到中世纪，哲学和“科学”（episteme, scientia，它包含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其实是一回事，区别的是比如在“理论科学”内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差别，这种区分建立在对象的差异上，从理论知识的内部来说，考察可变的对象的科学是“物理学”，在可变对象中考察不变对象的是数学，单纯考察不变对象的，也就是考察“存在之为存在”的是形而上学（当然还有实践科学里面的复杂划分，但是我们暂时不要关心这些不重要的细节）。
尽管这个学科划分方法很诡异，但无论如何，在亚里士多德，广义上，哲学/科学要考察的是事物的形式性部分，用他的四要素说就是：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粗俗地说，也就是要考察一个事物内在的结构是怎样的，他们之间的运动关系是怎样的，以及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而腐朽反动的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反革命集团公开宣称，讨论“目的因”或者说，讨论这种目的关系，比讨论结构和运动更为基础和重要。
这种分类方法和反动的意识形态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者 培根（愿真主祝福他）就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吐槽：他在《新工具》中就对这个目的因耿耿于怀，觉得那是阻碍科学发展最大的因素。为什么？因为一个事物的结构和事物之间相互运动的关系都是可以观察的，但是“目的因”这个鬼东西是观察不到的，这给神学家提供了很多yy的空间，兴风作浪。于是他强烈提议，新·科学不要再讨论这玩意儿了！
于是我们就有了近现代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