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在17世纪为法王摆脱了宗教对立（天主教一边和新教一边；法国当时是信仰天主教，现在也是），而将法国国家利益设置于宗教之上，为了抵抗神圣罗马帝国斐迪南二世，资助了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对抗神圣罗马帝国。黎塞留是第一个从中世纪的道德规范和以宗教分野相互对抗中走出来的重要政治家，他穷尽一生，使得法国能够不至于被哈布斯堡王朝环绕（当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北部城邦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而北面少数不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接壤地区则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他这样的将国家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的做法，使得法国能够在这样“包围圈”中生存下来，同时到他死去时，在法国身边的只有没有统一而十分弱小的德意志，与德意志还在不断争斗的同样使用德语的奥地利，已经实力已经衰弱下去的西班牙，和仍然执着于城邦的意大利。为法国能够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中成为欧洲一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否则拿破仑是不会有这样的舞台的。）
从他开始，整个欧洲的主权国家意识开始发展起来。因为每一个欧洲的杰出政治家都会从他身上以及法国的发展壮大中去找寻原因。这样的多米诺效应，也使得中世纪仍然以两大宗教争端为大分野，下面是几十王，几万诸侯相互征伐的状态，逐渐由民族归属的认同形成了主权国家。
特别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后并没有能够获得中欧霸主的地位，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彻底瓦解。横跨在国家这个单位上的形态（宗教，家族等）都在政治舞台中逐渐退出。而之后的同盟（比如：QuadrupleAlliance(1815)或者神圣同盟）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利益的形式而建构起来的。而在之后的18－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候，欧洲的“国家”正式成为主流价值观，并且这段时间内要不就是互相攻伐，要不就是拉帮结派攻伐，直到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力量平衡之后，休战分地盘分殖民地分百姓。这样的古典“均势”（虽然也坚持了很久）一旦被打破，就是再战再划地盘分殖民地分老百姓。
在这个长达耗时一个半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还发生了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为了实现人类的平等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了，“以高唱人权为始，却以血腥的过程和恐怖统治为终”（Kissinger,1962）。
在之后的“均势”时代中，不但是欧洲民众(同时在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在战争中被划去了另外一国做他国时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同时新划入的土地和国民的确是无法得到平等的人权待遇。而且同时在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人权地位更是离开殖民者差距很大。
到18世纪后期之后，这样的矛盾凸显得更加清晰起来，一个简单的逻辑被逐渐总结了出来，没有国家主权的保护，能获得什么样的国民人权待遇就完全掌握在征服者手中了。待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人民都站出来谋求自身能够获得的人权，所以希望脱离殖民地待遇，获得自己的国家主权。
所以，我可以亮出了我的第一个观点，只要以国家为单位划分和解读这个世界的结构没有被代替：国家主权的重要性绝不会比个人人权低，因为国家公民的人权情况是由这个国家对外主权的能力来决定的；国家主权是该国公民能获得与其他国家公民同等待遇的重要前提。
第二个观点，将主权和人权直接拿来比谁高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科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这样简单的对比关系复杂得多。因为尤其时间推进到了20世纪之后，出现了个以国家主权为借口，而以自身意志投递到国家意志上并且试图传导到国民身上，迫害自己国家中特定群体的独裁者——希特勒。
最后，我希望读者能够理性得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20-21世纪的人们被独裁者加深了这样可怕事件的印象，但是不要因为这些印象从时间上更靠近我们，就忘记了在18-19世纪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在没有主权保护的情况下受到的人权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