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新时期的报春鸟
导演、理论家黄佐临
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史进入一个新的耀目时期。新时期的文艺舞台是以话剧惊春的。一批及时反映时代潮汛的作品诞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血，总是热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灰色王国的黎明》，先后引起轰动，酝酿了时代的反思。与之同时，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勋的剧作如《陈毅市长》、《西安事变》、《彭大将军》等，也都掀动了民众的正义感情。话剧创作在复苏的时候，像它最初出现于中国舞台上一样，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其立意主
要在于政治内容上的拨乱反正，呼唤人性的苏醒。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痕迹，毕竟一个新的开端已经到来。
然而深化了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话剧的本体发展和舞台多样化。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戏剧广泛的实验之风刮入了中国剧坛，惹动了理论界一场关于戏剧观念的大讨论，容纳多样戏剧观的强烈呼声冲击着长期定于写实一尊的舞台模式。戏剧实验的始作俑者大概应该提到高行健，这位受到法国现代派戏剧启迪的作家，用他的小剧场戏剧三部曲《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呼唤中国话剧舞台形式的变革。一时之间新颖作品琳琅满目，《对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挂在墙上的老B》、《红房间、黑房间、白房间》、《魔方》、《山祭》、《W.M.，我们》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其中出现了刘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穿透历史时空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力作。著名导演黄佐临长期倡导的“写意戏剧”露出端倪，其最佳体现一是他本人导演的《中国梦》，一是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
一个探索的时代到来了，话剧开始用新颖的时空切割方法、灵动的换场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打破旧有的范式，引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舞台变革的大潮。话剧的舞台形式变得再不是那么统一、一致，而是异彩纷呈。它们大多激起了时代的回声。
1980年上海人艺演出的《陈毅市长》。编剧沙叶新，艺术指导黄佐临。
十、在与时代的结合中走过百年
轰动海峡两岸的《立秋》
辽宁人艺的《父亲》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注重于剧场性的同时，话剧舞台一边继续延伸探索的趋势，一边开始对写实手法的回归。这其中，现代舞台科技手段被日渐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一些新颖的构思得到了现代观众的认可甚至欢呼，其结果是增强了话剧舞台的现代感，舞台形式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部戏剧创作的成功只有在剧本和舞台形式两者完美结合的时候，才能带来真正的荣誉。引起注目的作品有《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虎踞钟山》、《沧海争流》、《烟壶》、《生死场》、《厄尔尼诺报告》、《我在天堂等你》、《爱尔纳·突击》、《兰州人家》、《父亲》、《立秋》等，它们对于人生的理解、人性的剖析、人情的状摹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过士行的《鸟人》、《鱼人》、《棋人》三部曲和《坏话一条街》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人们在探索新的话剧方向，即使是北京人艺这样有着既定传统的剧院，也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新的尝试。小剧场实验的规模和幅度虽然与发达国家尚有距离，但也日益蓬勃开展。独立制作人的活跃，在戏剧制作和运转体制方面正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
话剧在中国舞台上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的步履虽时有蹒跚但充满坚定，留下了众多先驱和实践者的脚印。话剧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与广大民众欣赏口味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受观众欢迎的独特民族艺术形式，在与传统戏曲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和彼此促发的过程中锻铸起自身的审美品格。话剧艺术常青。
抗战时期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
舒绣文
张瑞芳
白杨
秦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