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新中国三次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分别为：1949-1952年的土改，1978-1984年的“大包干“，1997-1999年落实“三十年不变“的延包政策
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制定本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实行过三次比较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农村土地改革。使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土地的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这一土地分配形式，在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分散经营、小规模生产的基本格局。
第二次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土地收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产权所有者，土地从分散耕作到集中经营。农村土地的这种规模化经营，在最初阶段对当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其实，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生产资料的集约化经营，本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当时不顾实际的盲目冲动和整体划一的运作模式，使改革的结果背离了初衷，导致了农村经济二十多年的衰弱、停滞、甚至是倒退。
第三次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村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应该说这经营方式并不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好选择，但它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客观实际，于是它催生了前所未有强大的生命力，使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从低谷、停滞和贫穷困境中摆脱出来。农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农村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但土地的分散经营，也形成了农村现代化的割据、农业小规模生产的小农经济格局。这种格局在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且简单化的理解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又客观上抑制了农村土地的适时调整和合理化的流动，诱发了农村贫富悬殊加大的趋势。
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按人配地”的家庭经营承包制，是建立在当时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和人口与农村土地的基数之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阶段来讲，无论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关系，还是农村人口和土地在增量和存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现实引起人们对农村土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内涵的质疑。因此，对这一政策的现实合理性产生疑问，也就不足奇怪。
首先是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效益的起伏跌宕，早已打破了早期农村土地承包一成不变的格局。农村发展在经过改革初期近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村改革被逐步边缘化。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在给农民提供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法律保证的同时，也中断了土地的流转。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不稳定性（农业属于风险产业受自然环境和时事政策变化的影响较大），就好似一把悬于农民头上的双刃剑，时刻动荡着农民的生存与希望。早期政策所带来得生产力解放的正面影响，也随着农村改革的推移正逐步消耗殆尽；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农村现实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随之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以粮食为主体的大宗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开始下滑，农业比较效益开始降低，加之在这个时期农民种田负担的不断增加，农业比较效益急剧下滑，农村土地在此时不仅没有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土地成为农民包袱。农民纷纷抛弃土地，游离于城乡之间，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格局被第一次打破。农村土地的大面积抛荒，成为那一时代的普遍现象。在一个有土地3500亩、农户310户的村的调查中发现：在1999年，完全抛荒面积达815亩，占总面积的14.71%；半种半荒的面积为1773亩，占总面积的50.66%。93户远走他乡，115户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233户农户的承包地串换或转租，占农户总数的75.16%，首轮承包中所形成土地农民人均占有格局被打破。
现有可能改为50年，在这期间可进行小的变动。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国家为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性，维护农民长期投入的耕作利益，先后三次规定农地承包15年、30年、50年不变。从一定意义上讲，保持特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不变是对国家政策的贯彻和遵守，但想借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化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似乎有点过分乐观，这种强横的“一刀切”的政策的未必真正有利于农村经济地长久发展和土地分配的相对公平，调查中就有22.22℅农民认为土地承包应该在十年一下就应该按照需要进行局部调整。第二、农民对公平地不同理解是实现土地调整的思想障碍。问卷中有这样的一道题，“你认为增人是否应当增地？”，我们调查所有的问卷中有62.96℅的村民认为应该增加土地，但其中也有26.85℅村民认为不应该，他们的理由是当初就是按照人口公平地将土地承包到户的，日后几十年的家庭婚嫁丧娶，子女的少生多生升学就业，户口的“农转非”，这些都是家族内部事务，是彼此家族的个人事务，与他人无涉。另外每户家庭都有人口增减的时候，经常的变动土地易导致土地的细碎化不利于耕地的利用，特别是不利于搞经济作物和受益慢投资周期长的生态农业。第三、农村家族势力的影响。行政村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体，它的内部成分和权力架构是非常复杂的，也是一个利益的争斗场，而且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和裁判者。从对基本的土地资源的占有和归属到村干部的选举和任命，无一不是家族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同时其作为成员相对稳定的组织体，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农村成为典型的熟人与半数人社会，人情关系和宗法关系是他们主要的行为准则，这就使得他们之间就是有矛盾也不可能走向势不两立以至于对簿公堂，而是往往处于息诉的状态。这样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只能从内心渴望国家的公权力在此显示强大的一面，由政府干预以实现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政府公权力在偏远农村这个陌生地带的示弱，权力在偏离其势力范围的中心（城市）后进入边缘化区域就变得十分疲软，同时加上“显赫家族”的势力在地方行政系统的延伸，为其在农村的不法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护，所以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对与国家为其伸张权利的想法只能无情的破灭。
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五十年不变并没有否定村集体按照需要对土地进行调整的权力，而只是想通过法律的手段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固定下来，确保国家农业政策的稳定性。所以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基本合理的需求，借此制定法律（物权法）的机会，应该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物权还是债权）、取得方式（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和承包权的丧失条件、权利内容及其限制等问题以法律规定的方式予以明确的规定。一方面农民希望国家有政策能够明确规定对农地进行按人口或劳动力进行公平调整，这部分农民在我们的调查中占有62.96℅的比例，这说明从农民的主观想法上大部分是能够理解和支持这种做法的。另一方面对于新增人口的土地来源是多元的，其中主要有：承包人死亡后退出的（实践中一般成为继承的方式传给下一代）有85.29℅的人支持，农户全家迁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待遇后退出的有83.82℅，农户抛荒后收回的有69.12℅，因婚嫁或者离婚承包人户口迁出后退出的有67.65℅，还有通过机动地的方式实现调整的也有35.29℅的同意，重这些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没有办法实现土地的公平调整，而只是必然会牵扯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很难得以实行。作为一个长期存在而且不断发展的经济组织体，其内部的资源分配必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而不是适用另一种意义上的“先占”原则，这也涉及每一个新生的公民应该有国家赋予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至于落实到每个具体的行政村，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承包地分配的相对稳定和公平（分田制、股份合作制或其他机动的方式）可以由村民大会根据本地区地理条件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同时政府在贯彻法律的过程中还应该适当的扮演积极的角色，对于政策施行有难度和较大阻力的地方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土地分配工作的引导、监督和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