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报刊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一种褒义的概括。后来在中国体育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体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目标和需要，能够有效地统一、集中国家力量使某些方面迅速提高的体育发展机制及相应的一套组织机构等。
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中，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这样做利在于集全国之力（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重点突破某个项目或者某个运动会。比如女排、乒乓球，当年就是全国人民玩乒乓、打排球，造就了排球三连冠、乒球七冠囊括。弊在于过分指导性和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长期和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个性发展，特别是在一些需要个性化发挥的项目，比如足球，长期集训和官方领导，导致中国足球落后。
日前在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举国体制”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无论是备战奥运会，还是计议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都绕不过去完善举国体制。事实上，完美无缺的体制是不存在的。按照想法，举国体制的“国”字并非体育系统自身的“国”，只有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才可能真正建立举国体制。通过10多年来的体制创新和机制完善，竞技体育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家办走向大家办；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行业体协、大学、社会体育俱乐部、企业，甚至个人投资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已经比比皆是。竞技体育的投入已经从单纯依靠国家的局面逐步转变为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新格局，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由此也大大减轻了国家负担。
特别是在运动队内部，实行了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调动了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和平均主义，使运动员从“要我练”转变到“我要练”，推动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体育赛事逐步实行市场和产业运作，使运动队和企业实现了双赢，从而推动和加快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国家体育局刘鹏局长曾讲，体育不但要为国争光，还要为国争利。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的体育竞赛中存在的假球、黑哨、兴奋剂、金钱至上等现象，虽然在国际比赛中也会经常出现，但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也不能听之任之，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严肃组织纪律和不断完善规则等措施解决。但这毕竟是支流，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可因小失大，就像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的那样：给孩子洗澡、不可以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这是本世纪初中国跨越式发展和“和平崛起”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必将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中华民族将一圆百年奥运的梦想，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做出贡献。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举国体制”必将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利大的。但透过人们对金牌成本的关心可以发现，其实人们争论的真正核心，并不限于国家对体育的巨额投入，更多的是接受并使用巨额投入的体育举国体制。实行了50多年的举国体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正在接受人们的质疑。
关于巨额的投入是应该给奥运会，还是给教育或科研，本是个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学术问题，关键在于给哪一方更有效率。回忆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也深陷“审计风暴”之中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巨额的投入在举国体制运用的效率。对于一个缺乏效率的项目，成本越高，损失就越大。雅典奥运会是百年以来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次奥运会，但中国军团优异而纯洁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外电称：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成绩。当然，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中走过来的，承如社会发展到今天，人在不断进步，制度也要相应跟上时代进步，跟上体育发展的需要。
当初国企改革要经历政企分离、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等一系列关键环节一样，体育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处于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改革连续不断地进行，控制矛盾产生和积累的最小量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一）短期创新抓住焦点
短期的改革与创新有两个焦点：一是举办本国大事——北京奥运会，一是构建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前者为重中之重，后者为民心所系。这是两件很透明的具体的实事，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举办，如果仅仅是借鉴外国经验，其结果难以超越平庸；只有创新，才有可能先进。因此，这两件大事应该上升到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层面来进行综合的深入探讨。
1． 重中之重——奥运会亟需的创新形式目前还没有满意的雏形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认为，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独一无二，意味着必须创新。
“举国体制”的最高目标瞄准的是奥运会，而奥林匹克不是工具而是GAME，是游戏，是玩具，是欢快交流的娱乐盛会。它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曾一度沦落为工具，但在理性和功利的冲突中很快挣扎出来，摆脱阴影，成为人类最庞大的文化“玩具”。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任何运动会都应该是大众的节日，都是纵情发挥创造力的场合。
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已经过去不短的时间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集中了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和13亿欣欣向荣的人口，无与伦比的资源必然造就一届十分出色的奥运会。要办得出色就必须创新，但亟需的创新形式目前还没有满意的雏形。我们集中全力去追求2008年奥运会金牌的数量，这是必须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哪怕夺下全部金牌，也不能与出色的奥运会画等号。
2． 民心所系——大众体育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在摸索之中
体育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征，这是教育文化领域共同存在的状况。中国体育在极度辉煌后，惯性运行力很大，有一个转换角色的艰难过程，这也是体育改革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体育的改革前松后紧、迟发先至，把握从微观到宏观，从点到面的增量过程，从制定改革战略、承担启动期要付出的克服阻力和失败风险的成本、有效保证运作的连续性等动作上，表现出体育体制内在功能的渐变。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有序推进，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要取得明显成效。
全民健身计划已经颁发有10年之久了，但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体制，没有一套统一推行的标准，这与中国地广人多，各个地域生活环境、经济发展状态不无关系，而且运行机制也尚在摸索之中。群众体育之所以是软任务，是因为没有硬指标，也无法强制执行。
政府制度创新的总原则就是要通过彻底实行管办分开，政事、政企分开，实现“四大转变”，即从办向管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管直属企事业单位向管社会转变、从封闭式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式外向型管理转变，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型政府职能形象，从办体育的繁杂活动中解脱出来，建立“有限责任”政府，切实担负起导向把握、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在投入机制方面，也应进行改革。未来财政将主要指向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根据体育事业单位的基本职能进行投入，重点用于加强大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要转变对公益性体育的投入方式，促使形成良性的管、办运行机制，以促进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二）中期创新面向体制
中期的改革与创新必须面向体制。体育体制改革受部门体制、财政体制、人事劳动制度、政治制度改革进程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制约，步履艰难。没有人能够承担因改革失利而带来的金牌减少的后果，更没有人愿意背负影响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指责。因此，中期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应该放在2008年以后，遵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真正变办为管——主要从政府高度集权的竞技管办垄断制度入手，以真正发挥社团功能为突破口。设想如下：
1． 国家体育总局简政放权，促进中华体育总会和国家奥委会的职能化
（1）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十八），“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国家体育总局按国家所赋予的职能检查各司局的设置，主动放出具体操办各类体育活动的权利，主动精简与合并目前职能模糊不全的机构，再次缩小非管理职能的编制；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管住方向，管活机制。
（2）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十九），“利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八条指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以发展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任务的体育组织，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必须组建实体化的常设机构，成为直属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国家奥委会负责执行奥运项目的国家金牌采购计划，垂直管理各奥运项目的单项协会——直至高水平运动俱乐部、奥林匹克训练营，充分凝练和继承旧体制的优势，形成奥运“一条龙”新模式，以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转型。
（3）近年来有学者建议：中国奥委会主管全国性奥运项目的发展事务；中华全国体育总局主管全国性非奥运项目的发展事务，并在各自职能范围对行使对各运动项目协会的管理、指导和监控权。这在理论上看来很顺，但实际运作有很多问题。譬如，许多运动项目既是奥运项目又是群体项目如何管？如果出现教育部门管学校体育相对游离的状况怎么办？非运动项目的体育活动如何管办等。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像以前的“中华体育协进会”那样的一个最高级别的综合性体育社团。体育总会可以在中国奥委会之上或之下，负责各种运动项目的推广和公益性体育活动的扶持，按照国家统计局2002年把体育划归文化娱乐产业的导向进行制度创新，在休闲娱乐活动中拓展体育产业的空间；增加和完善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中央级社团机构和网络体系，承接诸如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小城镇及农村体育网点的具体建设工作，真正把大众体育抓起来。
2． 撤消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促进单项运动协会的法制化
行政手段是政府体育行政机构的主要管理手段。这一手段的实质是这些机构拥有的法定权力，主要包括制定政策的权力、编制计划和规划的权力、检查和评估的权力、预算拨付的权力、人事调动以及行政处罚的权力等。这一指令性手段的特点是指挥有力、时效性好，但运用不当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市场经济要求体育下放权力，陡然转轨可能遭到原体制利益集团的抵制，加大改革成本。因此，采用了设立各项目管理中心的缓冲办法。但是，目前的机构仍然只是过渡性的，不能使其固化。在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后，改革的过程不能过长的滞留，以避免改革前期的动力变为改革后期的阻力。管理中心应彻底放弃依赖政府的思路，转为完全的社团实体。
1994年，国家体委将部分职能从机关分离出去，成立了首批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项目管理中心，并对3个管理中心进行了调整。至此，体育体制改革似乎实现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目标，但实际上更具有管办混杂的官民二重性，有人称“怪胎”，有人称“毒瘤”，摒除感情色彩可以看出，这在体育改革之路上又多了一道新的制度障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单项运动协会法制化的重要步骤是接管中心的事务，全面介入训练和赛事的经营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国家的投入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稳定，推出政府采购举措，明确投入重点，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国家奥委会拨付经费，实行政府“采购”制，各协会通过竞标方式获得项目资金，签订产销合同，委托生产金牌。
改革多年来，各单项运动协会仍然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是自身悬空，因此不能依法管理。尽管1986年《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就提出了要充分发挥体育总会和各种体育协会、运动协会的作用，并提出了运动协会的六项主要职责，但是这样自上而下的号召是没有基础的，浮在空中无法落实。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是来自上面的精神，同时也是集中了群众智慧和基层呼声的举措。实践多次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组织和个人积极性的创新，只有获得了多数人认可的改革，方能真正实施并取得实效。所以，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上交差，改革的有效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自下而上。改革的技术路线应该自下而上，改变过去协会只对上负责，应代表全体成员利益，通过增强会员实力自下而上地增强协会实力。
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分步实施转企改制，把各省、市的体工队改为俱乐部，国有资产改为股份，吸引社会资金。国有资产采用折算入股方式，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二十），“分期分批进行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在具体实施中应特别考虑由协会负责在选材、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的运作系列中同步改革；可考虑先在国内大赛中试行单项协会全面介入，2011年广州亚运会推行，平稳与国际接轨。
3． 扶持民营体育产业扩大改革发展领域
吸引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参与体育产业，推行股权制扩展民营化，促使俱乐部实体化。目前在篮球和兵乓球上已经开始了推行俱乐部，而且经过了这几年的实行，情况是良好的，也从中解决了政府负担问题，一切都靠市场来调节。推行还在继续中，使一些运动能够和市场结合，配合与商业化，也能更好的带动民众关注体育运动。
（1）首先，政府管理部门的放权，放权的关键在于国有体育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政府通过设立与行使公共权力的职能部门相分离的出资人机构，控股重要的企业和运营国有资产，以股东的方式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在清楚界定国有产权的基础上，第一步要下放的就是国有体育资产的使用权，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通过委托、承包、租赁、转让等多种形式，将目前政府直接管理的体育资产授权体育经营单位法人代表管理；单位法人的地位确立后，就成为受法律保护的自主经营实体，拥有相应的经营管理权、人事自主权和收益分配自主权，政府不再直接下达指令性体育产品生产计划，不再无偿调用体育企业的人财物和产品。
以国有资产为主的体育场馆设施的产权改革就成为当前微观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从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实践来看，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资本运作，是推动国有企业体制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一是为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创造平等机会，既有利于激活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也能够直接改变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单一的状况；二是面向市场运用债务重组、股权重组、资产置换、公开拍卖、出售转让等各种资本运营的手段和方式，根据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多样化的企业体制。在对国有体育企业进行体制创新的同时，鼓励国内外民营企业进入政策允许的体育产业领域，最终形成多元所有制并存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除了产权所有人的多元化，还可鼓励投资人 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体育产业的制度创新需要三权分离：
所有权——国有
管理权——社团
经营权——公司
（2）实施操作系统发育不足，无基层的功能组织，是制度创新的微观障碍。基础的细胞性质的改革特别重要。如高校办运动队提出多年，以前主要是场地设施条件不具备，现在许多大学新建的体育场馆已不逊色体工队，有条件大力发展学校的体育俱乐部，体育管理部门应采用各种手段调动学校生产体育准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地方体育部门办的运动技术学院，要与体校结合起来探索新的生存发展的方式，体工队改制仍然要走俱乐部实体化的道路。
淡化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官方色彩，改变体育管理部门高度垄断具体操办的方式，把精英选手的集训制改为选拔制，真正打开社会办体育的入口；各省市的专业队逐步改制为俱乐部，依托训练基地和学院完成实体化；政府一段时间稳定投入，国家以固定资产入股，建设股份制俱乐部：对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改制，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以产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参照国营企业改制，采取多种形式改制重组。
（3）制定税收、经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国内外社会力量对体育赛事、公益性体育机构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体育俱乐部通过利益排他机制而取得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既可以采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方式经营，也可以采用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形式进行经营。体育俱乐部是提供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健身参与等体育准公共产品服务的社会组织。它可以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鼓励各企业和俱乐部办运动队，部分市场成熟的项目职业化并成立行业联盟。根据WTO精神，外国将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参赛办赛，因此体育市场的行业垄断形式将发生很大变化。借我国首次在首都以外举办亚运会的时机，试行各省市高水平俱乐部精英运动员进行国家选拔和参赛的新制度。
由于“十一五”期间有奥运会、亚运会举办等特殊情况，改革的措施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在国内各地比较而言，从广州开始局部试点较为适宜。2005年开始，广州市体育局可在单项协会主办赛事、以基层体工队改革为俱乐部制以及与运动院校协调发展新机制的研究，大胆尝试新模式，争取在亚运会举办时能检验有关制度创新的成果。
“举国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高峰的一张战无不胜的王牌，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效益，成为许多国家羡慕的摘取金牌的最佳途径。这个体制是特别适用与发展中国家快速提高竞技水平的“软件”，目前属于功能强大的高版本而没有必要立即与国际全面接轨，置换为发达国家的自由自主型的训练模式。换言之，“举国体制”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将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唯一的前提是它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必须走出急功近利陷阱，建立远大的体育理想。
对“举国体制”这样一个经过半个世纪巨大投入而至今仍然在国际体坛发挥巨大威力的高水平竞技运动体系，正如所谓的“两弹一星”和许多国营大型企业，还将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能因为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就弃之若蔽履。何况计划经济的产物，并非都一无是处，经过改革也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去生存。对于几十年形成的庞大体系，改革虽然艰难，但比起其他领域如国营企业的转轨，“举国体制”却要轻松多了，其经历的波折和付出的机会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
“举国体制”不能扔掉，但又非改革不可，必须使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对其改革既不能脱离国内体制改革的进度，又要保持中国特色和国际优势。所以，唯一的出路还是认真进行内部的改革，脱胎换骨，实现体制创新，打造一个新体制。这一体制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大众体育，还是在竞技体育，无论运动训练，还是运动竞赛，无论专业训练，还是业余训练，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要像张开的双手承接社会的各种积极性，走体育社会化的道路。
在调整后的国家行业分类中，体育被归入文化产业，原属于体育的所谓“娱乐体育”“休闲、健身体育活动”，被划入文化产业之中的“休闲健身娱乐服务”行业，与特指专业竞技运动的体育行业分离，成为与体育并列的分类。这也正预示了我国体育回归文化本位的未来走势。体育体制更应尽早应变，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国体育长期的改革与创新目标，已经初步有了个雏形的形成。中国体育已经走过曲折的道路，需要的只是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认识体育的文化本位和普世性原则，呼唤已经模糊的理想和信念。乘着中国体育走向2008史无前例的巅峰之际，我们绝不错失良机，重新树立起具有灵魂性质的中华体育精神，形成新的完整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在理想的指引下，走向绚丽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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