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就是华夏－汉族文化的分支。但还有很大区别，主要原因是：
1，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六朝、唐朝、宋朝、明朝时期从传播过去的，再经过他们自己消化吸收，自然有所变动。
2，中国在宋朝、明朝灭亡的时候，受到异族统治，文化遭受重大毁灭（尤其是满洲清国的文字狱），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此，现在的中国，没有保留多少传统文化。而中国人长期当亡国奴，因此，人的本性也改变了，称为了一盘散沙。
3，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有绝对的优势。而日本则地理位置不好，资源贫乏，因此有绝对的劣势。注意，我用的是绝对，而非相对。因此，多数日本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做事认真；而多数中国人没有危机意识，做事得过且过
中日文化在于本质上中国文化是包容却有脉络和原则的，而这个原则是理性和道义的；日本文化只是善于模仿却有另一种狭隘的固执情节在里面，他们首先是神道文化的根底和中国文化儒学昌明天道自然佛家大智慧的平等清净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是人为本敬天爱地自立立人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是有一定固执和偏见情绪的文化，缺乏包容，有表象而无精神实质的传承，喜欢走捷径有大贪心嗔恨心，所以造就一定文化思想上的痴．比如禅宗在日本被搞的不伦不类，他们还自己觉得傻不错呢？可以骗骗外行，打扳子狮子吼什么的表象容易，提到具体实质就完全背道了．日本文化的根脉在他们的神道文化上，学习中国文化是形似而非究竟理地．至于这位先生的奇异观点，好象是说中国文化善于同化，所以亡国也没什么被日本占了也未必不好，此言甚是浅见．一个恶劣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到老师精华的思想和行动的．元朝没有清朝也是一半，他们运气好遇到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重视文化善于运用文化思想作政治手段的皇帝罢了，文化衰落国家的兴盛是假向经不得实际历练的；一二百年的盛衰弹指一瞬算什么，大家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目光的长远和发心立地的不同处．中国文化的衰落就在宋明清这三代上，朱熹是有很大过失的，真正的儒学基本上毁在他手下。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u]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