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与佛教》那本书我也没有仔细读过，但是下面的答案是我从牛津大学宗教社会学手册上读到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可以直接在google里搜那篇文章，但好像国内没有翻译版。
The Uses of Max Weber: Legitimation and Amnesiain Buddhology,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Theory
下面的答案仅供参考~
首先借用L. Mackie的分析，从一个复杂的意义上可以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J. L. Mackie分析了这种原因的具体含义，在许多日常推论中，我们通过‘原因’表达的是一种组合式的非唯一充分原因（INUS）的条件。一个组合式的非唯一充分原因条件是一组条件必要不充分的一部分，而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之后，对于产生某种结果则是充分不必要的。
假设有一组条件（C1，C2，C3，…Cn），它们组合在一起之后足以产生最初的、未经筹划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概貌。C1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银行系统，C2可能是复式簿记，C3是特定的技术水平，C4是使君主不能随意剥夺商人利益的势力均衡（既是国内的均衡也是两个临近国家之间的均衡），等等。
韦伯理论的核心点是，只存在这些技术和经济条件是不够的。中国早在欧洲之前就在银行业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可•波罗很清楚，比起留在欧洲，到中国访问他看到了更先进和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权力。按照韦伯的观点，中国所缺乏的关键条件是‘精神的’因素，与新教伦理类似，它能诱使企业家们节俭地生活，并且无休止地将所获利润投资于未来的资本主义经营，而非把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孙）变成绅士。
韦伯通过对世界宗教的调查分列出了四个新教主义的关键因素：积极的，理性的，此世的和禁欲主义的。在其他宗教系统的考察中，对于那些重视他们的信息的人，韦伯对了解他们的哪种‘自制（self-making）’受到了鼓励或激活尤为感兴趣。
其他的宗教形式常表现出上述四个特点中的某一部分，但很少呈现出全部四个特点。例如，儒教是理性的和注重此世的，但它不是禁欲主义的；商业活动是被允许的，但成功的商人总是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文人。伊斯兰教是积极的并且关注此世的，但武士伦理的影响阻碍着它将充分的理性运用于被公认的禁欲主义的个人信条。
佛教是理性的，但不是那么禁欲（它对极端的禁欲主义明显带有敌意）；就大多数专门信徒而言，佛教并不鼓励他们积极的和此世的价值取向。传统环境中的世俗伦理总是劣于僧侣之道。印度教不能被视为单一的宗教，但在禁欲主义的前提下，它是注重彼世的。在耆那教中，韦伯发现了一个类似于新教的主要特点。尽管事实上，与佛教一样，在僧侣和世俗民众之间的等级划分是耆那教宗教组织的根本，但比起在佛教中俗民受到更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至于世俗伦理实际上是积极的，理性的，禁欲主义的，并且——由于人们活在世上且经常处于商业活动中——是此世的。耆那教徒往往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对印度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解释转向其他条件的缺乏（如C1，C2等）。实际上，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可能已经出现，但是南亚在伦理劳动、经济劳动和宗教劳动上的极端区分可能会对阻碍它生长并产生独立的效果。
韦伯的基本观点是，一个新的社会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不是不可遏制的。它不是前现代社会固有过程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系列条件组合令人惊讶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 ‘自制’的独特的极端形式。韦伯这样总结印度的宗教，“理性形成的传教士预言”——完全体制化和高度系统化的南亚宗教体系——并没有产生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伦理”：
“西方（尤其是近东）与许多其他后果相伴而生的这种（结果），是受高度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定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即使存在自然环境的差异，西方的发展也会很容易走上传统亚洲，尤其是印度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