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题 为什么说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2020-07-02 文化 237阅读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其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驰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从文献来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几句话是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来的,“邪许”本作“舆呼”。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舂碓时也是这样。《礼记》的《曲礼》和《檀弓》二篇都说:“邻有丧,舂不相。”“相”是送杵声,其作用与举大木者的呼“邪许”正复相同。再从现实生活来看,水手的摇橹和拉纤,建筑工人的打夯,码头工人的搬运,都可以听到集体的、个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声,音调和谐而有节奏。从这些地方我们极其明显地看到劳动和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而且那种节奏是在劳动时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规定的。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定论断的正确性。
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歌词,但那种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关于这,鲁迅更说得很明白: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但虽然如此,那种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当然语言在最初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为音节分明、以至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上一些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如《候人歌》那样:“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然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当然,这仅仅是原始的诗歌形式。后来还有不少民歌保存这种形式,句末常常带有呼叹作用的声符,如“兮”、“猗”之类。但这个声符的作用已经不如原始诗歌组成部分那么重要。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语言日益发展,这种诗歌形式,特别是文人作品中作为语助词的呼叹词,其作用几乎降到可有可无的地位。间有保留这种原始性的,有如梁鸿的《五噫歌》,每句末都用一个感叹词——“噫”字,那是很少的。这样的结尾形式,如果我们不从原始诗歌的发展上去探讨,那就不好理解。它并不是一种新形式,而是原始形式的遗留,作者有意识地加强诗歌句尾的节奏性的呼叹作用而已。《诗经》中的《麟之趾》、《驺虞》等篇以及曹丕的《上留田行》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不可想象,原始人刚刚学会说话,或者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单纯的文学作品。因此歌舞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成为原始人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一段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又如《河图玉版》也有一段记载: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歌舞是互相结合的。“投足”是一种舞的姿态。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和三个人吹着竹筒,被发而舞,这正是歌舞和音乐相结合的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最朴素的集体文艺活动中,并没有某种单纯的文学独立存在着。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含着功利的目的,表示热烈的愿望。因此,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弹歌》如此,即如上文所提到的葛天氏之乐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唱歌跳舞一定要拿着牛尾巴呢?显然因为野牛或家畜都是那时的人们所最珍贵的东西。为了表示它和生产劳动有密切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生活的需要,这种歌舞的表现形式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最恰当的。可以联想到,这和印第安人的“野牛舞”有点类似。(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90页,鲁迅译)。再看那葛天氏的八阕,其歌名虽或于后人的追述,但其中如“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等名称,也显然符合古代劳动人民的狩猎、牧畜和耕种几个阶段的生活内容。而所谓“敬天常”、“依地德”等歌,可能就是反映人们对于生产有关的气候和土壤的重视。总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而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他们的集体生产劳动分不开的。
原始人不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认为周围的世界可以用自己主观的意志随便改变。他们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企图用它来“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甚至企图用它去影响神,以达到某种愿望;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而方法则是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这是属于艺术的创作。例如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礼记·郊特牲》
虽然是以祝词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实具有“咒语”的作用。因为从词句上看,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命令。这里,作者在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他如相传为舜的《祠田辞》(《文心雕龙?祝盟》),以及淳于髡所述的《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等,都是想通过诗歌形式的语言来达到某种幻想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所以说,诗歌的发展,又与原始宗教的“咒语”有密切关系。
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散文的发展。散文本来不用韵,但它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也要求简短、精炼,便于记诵,所以往往有节奏、有韵调而富于诗的味道。先秦散文中常杂有大量韵语,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例如:
无偏无颇(古本作“颇”,今本作“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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