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司汤达：《红与黑》
内容梗概
故事发生在法国革命前夕法朗士——孔德省的维立叶尔小城。主人公于连是锯木工场主的儿子，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以自己的出身寒微为耻，自幼便由衷地崇拜拿破仑，渴望像在大革命时期那样从军立功。可是他生不逢时，于是就转而希望得到教会的职务，那是王政复辟时代唯一留给平民的晋升之途。
于连在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时，俊美的容貌和文雅的举止令德•瑞那夫人对他倾心。于连则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和对上流社会的挑战，主动向她表示爱情。一封匿名信使私情败露，于连被迫离开，转入贝尚松神学院。
神学院里，于连渐渐看穿了那里的尔虞我诈和教派纷争，失去了对教职的热情，堕入深深的忧郁里。后经彼拉神父推荐，他来到巴黎，成了木尔侯爵的秘书。
于连善于审时度势的才干深得侯爵赏识，被视为心腹。这时的于连隐藏起了心中的共和思想，开始活跃于社交界，并且逐渐地和侯爵的女儿玛特儿接近。玛特儿被于连所吸引。侯爵见二人木已成舟，无奈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就在于连踌躇满志、个人野心一步步得到实现之时，一封揭发于连劣迹的信由德•瑞那夫人处到了侯爵手中。刹那间，于连梦想已久的荣华富贵烟消云散。怒气冲天的于连拿着手枪跑到维立叶尔教堂中，找到正在做礼拜的德•瑞那夫人，向她连开了两枪，他本人也立刻被捕。
入狱之后的于连，从对短暂一生的反省和对世俗的名利野心的彻悟中，获得了清醒的认识和心灵的解放。玛特儿却因此更狂热地爱他，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于连和伤愈的德•瑞那夫人重逢，明白了真相的两人彼此宽恕了对方，陶醉在真正的爱情幸福之中。
在法庭上，于连控诉统治阶级通过惩罚他来惩罚所有出身贫寒但敢于跻身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最后，于连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玛特儿抱着他的头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德•瑞那夫人在三天后也心碎而逝。
研究综述
1929年，在中国出现了《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马宗融译）。此后，重译、复译现象很多，名家名译包括黎烈文、赵瑞蕻、罗玉君、郝运、郭宏安、罗新璋、许渊冲和闻家驷等译本。在1980年代中叶，还曾引发了关于《红与黑》汉译的热烈讨论。
对于司汤达及《红与黑》的研究相比译介更早，1922年李璜所著的《法国文学史——自十八世纪至今日》就对它有所介绍。尽管大多只是引入朗松和丹纳的视角，但仍向中国的读者展现了司汤达在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方面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及其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质，并通过与其他经典作家的简单对比，彰显出其细腻热情的写实风格。
1949年后，中国的司汤达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随着电影《红与黑》的上映，一场持续近20年关于《红与黑》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由于受到当时苏联的社会政治的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揭露的意义较其艺术价值更受肯定。而作为讨论的中心，主人公于连则因其个人主义世界观而受到了非历史主义的道德化批评的猛烈抨击，这也累及了司汤达。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司汤达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一、 于连形象研究
于连性格研究。刘念兹和王建琦在《对于连•索黑尔的再认识》中强调了于连性格中的主要方面是“强烈的自尊心和对上层社会的蔑视、仇恨和反抗”，而不是以往备受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蒋承勇在分析于连的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并在“原型即形象性格的深层构架”的观念影响下，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司汤达在于连这个人物身上“形成了以平民意识、自我观念、反抗精神为基本内容的‘心理原型’。”许光华则在《司汤达比较研究》中指出，对于于连的认识应该抽象与具体相结合：“从高度抽象与概括意义上看，他应该是一个弱小者，反抗强暴者，被奴役受欺凌者对奴役者和欺凌者进行“智斗”（不是“武力”）而努力获胜者形象；而从具体时代阶级内容来看，他又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和抗争，他的形象是随着市民意识的萌发、发展而逐渐形成和成长起来的，他又必须通过种种计谋，包括发挥智慧和施展阴谋、卑劣的手段同贵族和资产阶级进行周旋。”蒋承勇还在《于连性格系统的审美透视》中，从系统论的角度由于连的性格中归纳出的若干独立个的和若干组对立的基本性格元素，在相互之间构筑起有层次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性格系统。这种认识方式使得对于于连性格的认识由简单、机械真正地走向多元、全面。
于连和其他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比较的范围很广，从哈姆莱特到拉摩的侄儿和于连的关系,到于连与拉斯蒂涅、吕西安共同的悲剧，再到德•瑞那夫人、安娜和蘩漪各自爱情悲剧的原因。其中求同倾向明显。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着重在恋爱观、个人气质、各自意图、形成条件和社会影响等多方面比较并指出了于连与杜洛阿的个人主义野心的不同点；在张华的《互窥中生辉、映衬中臻善——于连和高加林比较谈》中，比较而言更受关注的则是超越爱情的爱情体验和对自卑情绪的不同超越方式等差异。
罗贻荣的《于连及其评价的文化批判》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5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连形象的批判作了反省：“今天中国人对于连的口诛笔伐，也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外观。”
二、《红与黑》的主题研究
关于爱情主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由于受到司汤达“小说是沿路走过去的镜子”之说的影响，加之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要求 “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生活”的机械理解，更多人强调的是《红与黑》的政治倾向与文献价值，认为司汤达“首先想要表现的是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不是两性关系的内容”，只将爱情作为人物之间立场、观念之争的表现。吴洪森的《形象的爱情心理学——谈〈红与黑〉》则从“文学是人学”出发，对“脑袋里的爱情”和“心坎里的爱情”及其中的深层因素，包括性格、情感和生活理想等因素作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开启了人们对于爱情作为独立主题的关注。李迎丰的《〈红与黑〉：一个隐喻》将“到底如何看待于连的爱情追求？”作为理解《红与黑》的关键之一。它从“爱情关系的社会本质应当是一种政治关系”这种女性阅读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司汤达在政治背景下描写爱情关系的作法，发现了在作为构成《红与黑》基本情节的爱情故事背面，由政治事件联缀而成的结构网络。“小说文本通过‘责任’、‘权力’这类的语言，使政治与爱情相互指涉”，两者具有了“同构性”，从而两相贯通。
关于激情主题。姜书良的《激情：司汤达小说人物性格论》从对于连性格的分析中发现，激情的主要形式：爱情，激情的本质内涵：时代政治，激情的结构解析：多元、多层次的心理动力组合。从人物所具有的激情，游嘉胜在《三重对立抗衡及其审美比较——于连形象的冲突机制探析》中指出：“他不仅在同社会对抗，而且在同命运抗争，同自我斗争”。这种激情反抗的本质目的，就是要祛除司汤达所厌恶的那种社会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集体虚荣心。胡日佳在他的审美叙事模式研究，更从司汤达“激情与风俗相结合的描写原则”中，在《红与黑》中建立了性格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
由对“红”“黑”对抗的具体阐释出发，对主题的阐释也呈现冲突式。如柳鸣九在《〈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中认为，《红与黑》写出了于连这一个典型人物及其遭遇和命运，提出了在一定历史阶段都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关系。如罗新璋所说，“这个悲剧，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毛佑民在《论于连的反抗性》中将之表述为“一个不幸的人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一生”，蒋承勇则将《红与黑》的主题构筑为为多维冲突的网状结构的观点。与此相对的，张英伦则认为《红与黑》必然有一个超越这些对立冲突超越、“一八三〇年纪事”的主题存在，那就是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三、《红与黑》与司汤达
司汤达与其人物的关系。在《主体意识的渗透与人物形象的创造》中，蒋承勇运用弗莱原型批评的方法，将司汤达的小说人物作为某些特定原型“反映的变形”。而且，“从作者的角度看，上述的原型实际上是司汤达本人深层意识中潜在的心理模式的外化”。这其实也是对司汤达的内倾性风格和内向型审美心理机制在人物形象系列共同特征上反映的确认。另一方面，柳鸣九在司汤达的某些人物身上发现的“性格的断裂”现象，运用叙事学方法的文本分析也指出了对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在小说中各自不同的主体地位。余华在《内心之死——关于心理描写之二》中认为，司汤达的叙述似乎总是被叙述中某个人物的内心所笼罩，而且笼罩了叙述中的全部篇幅，然而其叙述的方式恰恰不是心理描写。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物性格的“自己运动”，它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司汤达对于现代小说的伟大启示。
创作心理分析中的精神分析研究。申家仁在《〈红与黑〉：富有启示的成功》中最先运用了文艺心理学，从创作的心理过程中主客体互动的角度阐释《红与黑》。在赵隆勷的《司汤达和〈红与黑〉》一书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司汤达的心路历程与其作品的对应关系的研究中，韩中一在对司汤达的人物性格塑造的具体分析中，都发现了其写作的内倾性与精神分析意识，认为司汤达是一个专心致志于把自己的经历和苦乐都注入其所创造的人物身上的作家。
瓦莱里曾说：“关于司汤达的话，说不尽道不完。”关于《红与黑》话，同样也说不尽道不完。这是这部作品丰厚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使然。
参考材料
1、吴洪森：《形象的爱情心理学——谈〈红与黑〉》,《上海文学》1983年第5期。
2、郭珊宝：《心理小说中的“力学”研究——司汤达的〈红与黑〉小析》,《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
3、钱林森《西方的“镜子”与东方的“映像”——斯丹达尔在中国》，《文艺研究》，1991年第2期。
4、张英伦《译本序》，《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2001年版
5、《谁是“少数幸福的人”》，《同剖诗心》，郭宏安著，中央编译1996年版。
6、《〈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采石集》，柳鸣九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