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对联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
对联起于秦汉。从秦汉时起便有悬挂桃符的习惯，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日，造桃符户仙木，百鬼所畏。”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于桃木板上。
五代时开始在桃符上刻字，后蜀孟昶命翰林学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写吉祥词句。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公元九六四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就构成了初的对联，对联的主要目的是祈福。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对联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宋代以后，中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北宋诗人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过年盛况的真实写照。
到了明代，人们才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据《簪云楼杂话》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前，曾命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并亲自微服出巡，挨门观赏取乐。从此，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
进入清代，对联曾鼎盛一时，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流传至今。有许多极富盛名，如蒲松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可吞吴’，陈伯崖对联：‘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以及林则徐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等等。
古时的对联还相对处于启蒙状态，古时候的对联要求平仄必须对仗工整，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而且写作方面而仅限于祝福（尤其是对春节的祝福）。同时上下联字数相等、结构相同。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还需要对应位置词性相同。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对的位置上。至于音调，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按韵脚来分，上联韵脚应为仄声，下联韵脚应为平声，谓之“仄起平收。还有节奏要相应，就是上下联停顿的地方必须一致。
古时候的对联是由律诗的对偶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古人把吟诗作对相提并论，甚至有人把对联称为张贴的诗。
对联句式灵活，可长可短，伸缩自如。对联可以是四言，也可以是十言、几十言。在我国古建筑中，甚至还有多达数百字的长联。古时候的对联无论是咏物言志，还是写景抒情，都要求作者有较高的概括力与驾御文字的本领，才可能以寥寥数语，做到文情并茂，神形兼备。由于要求太高，不能雅俗共赏，普通百姓不能从中取乐。
民国时期的对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是文与史的结晶。因此无论是撰者还是被撰者，都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样也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文化印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事件与人物的文化。比如民国时，刘师亮讽袁世凯一联：
“袁世凯千古；中华民国万年”。上联‘袁世凯’三个字和下联‘中华民国’四个字是“对不齐（起）”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
现代的春联，自从上世纪的白话文出现，繁简字的转化，语文新词新语的出现，也随着社会的进程在变化，现在的对联并不只局限于春联，它既可以表示祝福，也可以表示讽刺以及批评，他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更获得大家的喜欢。
当今对联一般注重与现实结合，多反映社会变迁喜庆之事..艺术性文学性较古对联稍差文法也不甚严谨。但是他反映了社会现实，即使写得并不出彩，对仗并不工整，但是它适应于老百姓，并不是曲高和寡的文人艺术，也并非下里巴人，而是相当中庸的。
现代对联的作用主要有：教育文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丰富和反映民俗，调节民众精神生活作用、宣传、斗争、广告的作用以及充实对联，增加传统文化积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