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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长江七号》中，就可以看到父亲对孩子那种惊人的娇宠，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
孕育这种人格结构的亲子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在极端的贫穷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穷人（父亲）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起码的为人尊严，遭受到歧视和白眼；
第二，以父亲为代表的整个家族把一个“救星”的形象投射给孩子，期望着通过孩子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学习的成就）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或者仅仅是获得失落的尊严（面子）；
第三，在这种亲子关系中，父（母）亲以一种近乎自我虐待的方式省吃俭用，提供给孩子（往往是男孩子）优越的条件——读书，而孩子的整个人格通过读书学习和父母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孩子的学习成绩下滑或者“贪玩”不学习的时候，出现的是整个家族系统自我的崩溃。父（母）亲会在此时突然从奴隶一般辛苦劳动供养太子读书的人，变成一个完全忽略儿童爱玩天性的暴君，开始殴打（虐待）孩子，之后又出现自我的崩溃、哭泣、自责。
而通过这个过程，孩子开始真正进入家庭的系统自我中，他会开始刻苦地带有自我虐待色彩地学习，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并且期待着学习能够带给整个家族（学校、村镇）荣耀。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结构形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自我理想、自我价值感、以及其情绪和认知模式都是和父母（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会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判断标准，而他的情绪和欲望也是和父母紧密联系的。
鲁迅说，中国人是合群的自大。正是说明了中国人的自我、超我乃至本我的一部分都是外化式的、关系性的。在《长江七号》中，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我想大概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这种教育可以总结为两条核心指令：千万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咱们；读书学习是一切的核心。其实这第二点也是为第一点服务的，“学习好了，别人才会看得起咱们。”而这两点的共同目的都是要建立起“我们”和“别人”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对这种“我们-别人”关系的需求不过是要求“我们”和“别人”能够彼此平等、相互尊重。
而更多时候，则是期望着“别人”能够无条件地欣赏、崇拜、羡慕“我们”，乃至在“我们”面前感到自卑或者混杂着几丝嫉妒。这后者就是“面子”，面子的背后，是自体-客体系统的施虐-受虐关系的循环和逆转。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何以中国人会形成这么一个群聚性的关系性心理结构，恰如一位来访者所言，“我就像长在我妈身上的一个东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应该反问：“何以美国白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和他人有清晰界限、有相对独立的情绪和欲望系统的心理结构？”美国白人的这种“个体性自我”的心理结构是最近200年来适应工业生产要求而在全球大批量生产的精神产品。
“个体性自我”的产生是和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物质丰富、社会大生产保持同步的。而“关系性自我”这种精神产品就特别适应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这就像高保真音响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都市，而对于饥荒的非洲来说，手摇发电的矿石收音机是最适合的，因为贫穷他们没有电更买不起电池。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家无法提供足够保障的社会，“自我”必须是关系性的，才能提供一个社群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农民子弟们如果不紧紧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性和父母、乡亲们紧紧联系，那么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一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下必然要度过穷困潦倒、孤独悲惨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