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其有西方的法律学习背景，在民国环境下下，在沿海大城市，体现非常强烈的西化色彩。
思想：
1、“法律是本法庭惟一的偶像”，法律之外的一切因素均可置之不理。
2 、将中国法律西化
详细介绍：
吴经熊（1899—1986），浙江宁波人，192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获法律博士学位，旋即赴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游学，1924年春回国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9年任“上海临时法院”院长，1933年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公布了著名的“吴氏宪草”，1949年后长期客居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著有中、英文法学、文学、诗歌和宗教著作多种。
吴经熊的法律实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作为法官主持审判活动；（2）作为立法者参与宪法起草；（3）作为执业律师参与诉讼。
1927年1月1日，吴经熊被任命为“上海临时法院”的法官。在当天的一封信中，吴经熊写道：“我将有大量机会来做法律领域创造性的工作了。我可以试着将中国法律霍姆斯化了”。⑥ 这样一句兴之所至的“夫子自道”，已经昭示了吴经熊秉持的法律倾向，那就是“将中国法律霍姆斯化”，也就是本文所谓的“西方化”。1929年，在他主持审理著名的“卢雷特案”的过程中，被告律师费须尔博士宣称：假如审判者对外国人太苛刻，便会延迟或阻碍治外法权的取消。对此，吴经熊的回答是：“你的论点——我们可以说是政治论点——既不恰当，也与本案无关。法律是本法庭的唯一偶像，而不是治外法权的归还或取消”。⑦
对于这样的回答，当时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在一篇题为“若望·吴大法官论法之为偶像”的社论中指出：“吴法官的话也许容易被忽视，但它的重要性必须等到你将它与本案小节脱离时才看得出来，因为它表现了中国司法独立的一大进展”。⑧《华北日报》的社论显然是在附和吴经熊的法律观：法官只需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是法官的唯一偶像；至于法律之外的政治因素或其他因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1933年1月1日，吴经熊与孙科一起加入了“立法院”，并出任孙科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⑨ 其间，吴经熊受命草拟“宪法”草案，并于1933年6月公布了一份“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⑩ 在这份“试拟稿”中，吴经熊突出了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其实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条文化与具体化，从源头上看，实际上也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与改造。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吴经熊通过自己的司法与立法实践，推动了中国现代法律传统中的一翼：西方化的现代法律传统。
此外，吴经熊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也同样具有极其浓厚的西化特征。早在1924年，吴经熊回国伊始，即任教于上海的“中国比较法学院”。他在同年写给霍姆斯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在比较法学院的教学活动：“我已经教了一个学期的法律了。我教的是财产法（用沃伦〔Warren〕的案例作为课本）、罗马法（梭伦的书〔Sohm, Institutes〕）、国际法（用伊文〔Evan〕的个例），以及司法学（用萨尔蒙〔Salmond〕）……一天，我们正在讨论Chapin v. Freeland的案例，对该案例你曾恰当地形容为‘一个不能经得起声明的题目，也不会经得起抗辩’。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赞同你的意见，余下的则站在菲尔德（Field）法官一边”。(11) 这封信的内容表明，在吴经熊主持的课堂上，所用的教材、案例和语言都是西方化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美国的法学课堂在中国的延伸。
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吴经熊还写下了大量的中英文法学著作。《法律哲学研究》一书搜集了他的部分法学论文。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吴经熊的法律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称为“一般法理学”，主要讨论了法律的概念、法律的三度、法律的多元论以及正义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可以称为“西方法理学”，主要讨论了自然法的哲学、斯塔姆勒的法律哲学、庞德的法律哲学以及有关西洋法学的概述等；第三部分可以称为“古代中国的法律哲学”，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哲学基础、唐代以前的法律思想变迁以及孟子的法律哲学等；第四部分可以称为“现实法评论”，主要讨论了三民主义与法律、立宪运动的回顾。“民国宪法”草案的特色以及宪法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虽然这四个部分关注的具体对象不同，但其中引征的文献、秉持的立场、阐释的进路、得出的结论，都具有强烈的西化色彩。
资料喻中教授文章《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