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起源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从此时起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也应运而生，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19世纪中叶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文学上出现了主张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进步潮流。
龚自珍、魏源等开风气之先。龚自珍主张批判清王朝的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人民的斗争精神，他的诗文发抒感慨，纵横议论，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魏源与龚自珍齐名，他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其诗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诗歌风格遒劲，不拘一格，散文以议论见长，颇多针砭时弊之作。另有林则徐、张际亮、张维屏、贝青乔、冯桂芬等，都有许多富于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开近代新体政论散文之先，使文章社会化、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主张社会实用。他们的诗文充满革命理想和雄图大志，通俗易懂，生动有力。传统诗文这时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宋诗运动以模拟宋诗为贵，最先由程恩泽、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中兴以梅曾亮的古文为标志，曾国藩则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施公案》一类的侠义小说、《品花宝鉴》一类的狭邪小说及《荡寇志》、《儿女英雄传》一类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等，古典小说开始走向衰落。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学上，一些作家自觉地使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梁启超首先提出“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主张革新诗歌与小说，以适应资产阶级改良现实政治的需要，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对于“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散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最早的实践者和旗帜，他一生诗作多达千余首，形式多样，语言通俗，多写新事物、新文化，反映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有“诗史”之称。康有为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写有不少反映重大时事和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诗篇，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程式，自由抒写，淋漓尽致，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河。另有谭嗣同、夏曾佑等重要作家，曾试作“新诗”，写新体散文，表现出大胆的革新、创造精神。严复和林纾，则在翻译方面，引进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小说，扩大了当时的眼界，影响广泛、这时的传统诗文亦在继续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同光体”诗派，论诗主张打破唐宋界限，艺术上模仿宋代江西诗派，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同时还出现了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以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等，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此时为盛。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许多谴责现实黑暗的“谴责小说”，著名者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刘鹗的《老残游记》等。从19世纪中叶逐渐流行的“京剧”，这时进入独立发展时期，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重要剧种。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阶段，重要的民主革命作家有章炳麟、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富有革命理想和爱国热忱，其诗文感情激昂，富有战斗性，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重要工具。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秋瑾的《宝刀歌》、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还出现了近代第一个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文学团体——南社。南社成员柳亚子、陈去病、高旭、马居武、周实等人的诗，歌颂民族民主革命，直抒革命怀抱，热情奔放。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派作家开始分化，有的人转入颓唐悲观，如南社作家苏曼殊等。而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出现，则代表着另一种思潮。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接触到文学艺术上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的小说创作，曾朴的《孽海花》成就较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较其他谴责小说深刻，结构上很有特色。这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和大批“黑幕小说”的出现，则代表了小说创作的消极、颓废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