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序幕。胡适、郭沫若等人做了较初的尝试。之后，湖畔、新月、象征、现代、九叶等流派的诗人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创新，使中国的现代新诗有了一个崭新的发展。
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继承延安时期文学的新理念和发展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新时代文学愈来愈进入一个高度化写作的红色经典时代。就人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主体或个人普遍沉沦的时期，新诗走进了一条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死胡同。中国论文联盟环境下产生的。因而它突出体现了启蒙主义关于普遍主体与自由解放的信念与理念，而“主体性”、“人的自由与解放”、“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形态，更是贯穿了整个诗歌文本的灵魂和命脉。朦胧诗人们就这样，他们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群体行为。早在朦胧诗的发生成长期，他们就回到了个人，并且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人的价值、意义以及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呼唤人性，呼唤人的独立的价值。他们崇尚自我、理性和思考，他们相信，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里，人就是一个的至高无上的神。这种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确认，给新歌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的解放和创造，均带来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朦胧诗人是以一代人的代言者的出现在诗中的，他们的主体和自我里，也蕴含着极深厚的历史感、使命感和社会意识。因而当他们在为这一代人，为历史、为民族代言和呐喊时，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感。他们的诗既充满了执着的信念和乐观精神，又充满着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人的主体性的自觉不仅仅在于一个“大写的人”或普通主体的彰显，更重要的是，它愈来愈向着人的内在现实探索、延伸。朦胧诗人们由此转向内面的生活，开始崇尚生活消融在内心世界的秘密。朦胧诗人的内在化和心灵化倾向，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行势下人的主体性觉醒后的必然选择，也不仅仅是接纳了古老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不可忽略的，这就是现代性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广泛影响。现代主义思潮，诸如法国的象征主义、英美的意象主义诗歌和意识流小说、德国的表现主义文学、法国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他们的主张是：“文学是表现，而不是再现”，因而他们坚持文学的主体性，尤其是内在性，这对朦胧诗的内在性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也必然形成了那种内在性的对待自然客体的态度和审美观物方法。朦胧诗人对待自然事物的态度和审美观物方式，显然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内在化趋势。他们把自然事物拿过来，揉碎，变形和重新组构，创新出一种符合内在性逻辑的不同于客观世界的独特自然。朦胧诗人正是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争取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看到了主体对自然的征服，从而建构了一个“向我而来”的，依据主体的“内在原则”而重新安排的艺术世界。较为一种“自然向人生成”而内在地拥纳着自然事物的主体性诗学，朦胧诗在艺术上呈现为意象修辞形态，朦胧诗大量运用隐喻或象征的意象及其修辞方式，在其本质上也是倾向于象征主义的。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时期文化及其文学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复归、矫正和重建。而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只报春的燕子，其所继承和开启的现代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某种经典和范式效应。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是一位情感型女诗人，她那种深厚而又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那份沉入生存处境深处而衍生的深沉的焦虑和思考，使她的诗透露着鲜明的理性光亮和主体性色彩。北岛的诗更具有一种经典的主体性形态和启蒙主义倾向。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者和代言者，他的怀疑主义和社会批判指向，是一种神圣理性之光，照亮了人们的生存之路。北岛的作品表达了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主体意识，因而撼动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顾城的诗展现了纯粹的精神世界和童话王国，那同样是基于主体性的觉醒和理性的彰显。
20世纪80年代初叶，“朦胧诗”达到了它的鼎盛期，但在这之后短短的时期里，作为一个流派，朦胧诗却渐趋式微。而诗歌的实验潮流又悄悄地诞生和崛起，以至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新潮，实现了对朦胧诗的又一次跨越。
朦胧诗之后，首先不能忘记的是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和文化诗，它是朦胧诗自身内部的一次深刻而自然的延伸，体现了一种历史文化意识。作为新时期诗歌发展的继续，大学生诗歌就成为“第三代”诗产生的温床，它构成了“第三代诗”的直接背景。实验诗在80年代中期以突进的姿态继续前进，呈现出两种生存形态；其一点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前锋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的凸起和变延。其二是以“他们”、“非非主义”为中心的非文化诗的成长，其中包括反崇高、反意象的“莽汉诗”、“大学生诗歌”以及反技巧、重语言及生命的“海上诗群”等，他们共同汇成了实验诗歌的洪流。朦胧诗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人的自我，淡化了诗的政治角色；江河、杨炼对历史感的呼唤和史诗性作品的探求，只不过是这种泛化的政治意识向纵深的延展；然而，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对诗的现实政治感、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强化，都是企图使诗变为抽象理性的载体。这种非诗的因素，正是使诗长期徘徊在诗之外的主要障碍。一场重建诗的本体的革命，便从这里开始了，而“非文化”便是这次诗学革命较灿烂的标志。“第三代”诗人从非文化开始，企图重建一个本体的世界，使之重现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诗派的“归真反朴”，“非非主义”的“前文化还原”，“反诗”的“不变形描述”，都是向着这一目标的跋涉和探索。他们进行诗体实验，淡化消解文化，使人和诗还原到本真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一种“非文化”的“原在”。“非文化”是第三代诗的总体思想基础，其两大基本标志，是与朦胧诗恰恰完全相反的两个特征，即“非崇高”、“非意象”。
第三代诗人的实验诗歌，扮演着文学先锋者的角色走在文学革命的前列。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开放并生长着的诗体形态，虽然至今仍不能说它已趋于完结，但它毕竟正在成为传统而汇入诗的历史之中。给第三代诗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它毕竟给新时期诗坛带来了新的艺术探索。第三代诗歌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诗学态度和观念：“诗就是诗本身，而不是它之外的别的什么。”一种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正是由此而诞生。
新时期文学中，由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所汇聚而成的新诗潮，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无疑起到了摧枯拉朽、标新立异的开创作用。它使得中国当代诗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使诗真正回归到诗自身。新诗潮必将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留下自己清晰的深深的足印，长久地展现自己迷人的风采。同时，任何文学流派的诞生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当代新诗的未来如何，应该走向一条怎样的道路，这不是哪一位先知先哲可以预测的，是需要当代从事文学诗歌创作的人们共同不断探索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新诗也会在她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不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