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华文明从扩张到内敛的分水岭
宋朝在历史上，也有许多次可以重塑“汉唐”辉煌的时机，但令人遗憾的是，宋朝没有抓住机会，以至“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
一、思想的束缚，导致文明内敛或是衰弱的开始。
宋朝的文化在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之后开始复兴，石鼓、岳麓、应天、嵩阳、白鹿洞几大书院再度复兴，讲学之风大盛，朱熹、程颐、张轼等著名思想家是上述几大书院的常客。这些书院成为儒学复兴的讲坛。受学之风空前热烈，有些书院人数多达3800人，藏书数千卷。不同学派甚至同门之间常常相互辩难，如朱陆“鹅湖之会”及朱陈“王霸义利之辨”。这一办学、讲学局面远较当时的欧洲繁盛。伴随着书院的兴起，儒家文明在宋朝也出现了复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儒家的复兴与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宋朝儒家文明的复兴是由程朱倡导理学开始。这一学说是糅道、佛、儒于一体，它的基本精神是“内向、保守”的。理学一大特点是，即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天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天理”相符。从而追求个体心性超越自身的有限感性存在，以达到“参天地”的不朽的形而上本体。这个本体是伦理又超伦理的，程朱理学发展的极致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宋朝书院讲授的理学，重在对现存的一切作合理化的解释，这使它很快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取自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这使得自由思想、自由思考成为不可能，这一结果的盛行逐渐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逐渐变成“死读书、读死书”，不知发展、变通的“书呆子”。真正禁锢人们思想的所谓“儒教”就是从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的。这种情况更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孔学的琐细无意义的研究为主要内容，书院的学生在走向仕途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
儒学复兴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和对传统的执著，使得蒙古人虽入主中原，但是长期统治是不可能的，儒学的复兴并且为明清两朝带来了社会相对稳定和百姓的相对安居乐业。
然而，程朱理学的负面的影响则更大，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入仕的学子考试唯一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正统观念，使得读书人只能从儒家的经典中进行艰苦的无用功。其结果就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斯塔夫里阿诺斯作了一个比较，他说：“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世界的影响相比―――和阿奎那一样，朱熹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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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的纷争，导致了变革的流产。
宋朝出现了许多大城市，手工业繁荣。柳永的词：“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就是描写当时杭州的市井情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描写了汴京的繁华。宋朝的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很发达，财政上对外依赖已很严重。丝绸之路这时已经转到海上，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广州、泉州是有名的国际性贸易中心，来自东南亚、阿拉伯的商人云集与此。宋朝对外贸易是放任和支持的，由于北方民族的压力，宋朝的经济中心已经有了转移，由北方的黄河流域，转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是路上贸易中断之故，失去了河西走廊等的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福建广东人很有些冒险精神，这也是福建广东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特别多的缘故。当然，技术发明和经验积累为航海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如指南针、船尾舵的发明，这使远洋成为可能。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尼的香料、宝石对欧洲社会的吸引是巨大的。这些经济方面发生好的变化，又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如宋朝失去北方河西交通走廊及养马地的外部压力，就为王安石的变法提供了时机。
1067年，新上台有志作为的宋神宗决定用王安石为宰相，在宋朝全面实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主要有三项：
1、青苗法。青苗法是变法的主要方面。青苗法的主要内容，即政府在春季贷款与农民，
秋收后还贷款时附加20％的利息。这比起高利贷者索取成倍的利息，算是比较合理的，政府因此收入了大量利息。用贷款的办法刺激经济的增长，颇有点现代经济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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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役法。王安石认为役法的改革，是“理财”的关键。免役法废除了以前的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招人充役，然后费用再按户征收。
3、强兵法。对宋朝来说最为实际。宋朝军队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占总人口比例实在太高。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支出的80％左右，但军中又多有老弱者，真正的战斗力并不强。通过此法，裁军30万，既减少开支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极有创造性的。王安石在变法初期，曾与历史学家司马光争论，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实际上就是用国家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规模扩大，即使税率不增加，国家收入仍可增加。这和现代社会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减税促进经济发展，藏富于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由于在变法过程中的种种失误，比如，用人的失误；一些决策时机的失误；党争、朋党之争（党争、朋党的名词就是从宋朝而来）；特别是由于思想意识，特别是文化趋于内敛、保守，这时人们的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解放，使变法功败垂成，趋于流产。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虽然未必建一如汉唐那样的强盛帝国，也至少可以使宋、夏、金（再后是蒙、宋、金）三边对峙继续下去。变法的失败，使建立强大政府能力的目标彻底落空，宋朝皇帝更加受到儒生的制约，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就是这一政治特征的写照。1086年，变法在推行了17年之后，皆被废除，这一年被称为“元右更化”。王安石的政敌，历史学家司马光在重掌宰相大权一年就去世了。而王安石也在这一年带着无限的悲凉，留下半阙伤心词离开人世：“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再过十年以后，欧洲复苏的十字军运动就要登场，欧洲的复兴开始，欧洲就要登上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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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这里，想到这里，写到这里，不仅仰天长叹，悲夫！
三、战略要地的丢失，使中原王朝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交流失去了外来的营养。
地理问题导致了宋朝未能受到其他文化的的影响。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产生，欧洲、阿拉伯、埃及、波斯的文明及帝国都相互交错，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文化彼此渗透。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是受益于拜占庭、***及古希腊文化和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东亚之地，汉文化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它使周边民族和国家受益，但外来文明则很少影响到它。
唐以后，宋、明、清都不曾吸收外来文化，而自身的创造力也逐渐减弱。
在整个东亚地区，以中原为枢纽，形成东亚的文明核心区，围绕这个核心区形成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为主的半边缘区以及北方游牧民族为主的边缘区。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少数民族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文化，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唐朝的衰弱以及游牧民族的南侵，正是这一文化扩散及教化的结果。到了宋朝，这些边缘区的游牧民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已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吸收了汉人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军队可以经受持久战。这一点已不同于完全的游牧民族，如匈奴和突厥，这两只力量最大的游牧民族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进行持久战，这是因为缺少粮食，一旦遇上旱情，或掠夺战不能得逞，整个民族就会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却还保存游牧民族的作战的迅猛和机动性的长处。比较突出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对军事胜负影响很大的马匹，北方民族向来严禁向南方出口，在质量上比北方就差多了。北方民族还学会了宋朝的一些军事技术，比如连弩、火炮等，他们大量掠夺汉人中的工匠，成为其军队的教官和技术指挥，因此在军事装备和农事组织上都优于宋军。
宋朝开国之时，就面临三边对峙的局面，在1004年檀渊之盟签订前的近一个世纪，宋朝与辽打过几次大战，并始终呈弱势，之所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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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失去了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中国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河西走廊。这条走廊集战略、贸易通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之衰盛。河西走廊失去一方面影响了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在战略上失去主动。汉唐都为河西走廊打了多年的仗，赢得了这一战略走廊，从而形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包围。
二是，失去了幽云十六州。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对辽称“儿皇帝”，割燕云十六州（包括长城以南一线的土地，连同现在的北京在内）给辽。这一带是中原文明核心区的北方大门，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北方民族视这一地区为战略前沿，既可以练兵，又可以作为政治文化的试验场，这一汉区成为北方民族长驱直入的跳板，铁骑可直抵黄河。到了金崛起，干脆立都中原。从辽金时起，这一战略要地竞压迫北宋、南宋三百难不得抬头。
由于宋朝将防御北方民族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国家经济实际上就是畸形发展的军事经济，是种摆脱不了一座兵工厂的命运。他的物质应当说是比较富足的。宋太宗时期就有大批军用物资在库房霉烂。神宗时期内殿库房所积绢32库都装不下，又积20库，直至腐烂。这些不但使得本不富裕的财政收入不能投放到经济发展中，还造成了大批农民的破产，流民无数，加速了社会分化和对立，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北宋开国不久，就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朝及以后一千年，汉民族必须尽最大力量对付游牧民族，国民产值用于防务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地缘政治压力最终将儒家文明挤碎，丧失了在几个关键时刻转变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