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鼓励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的形成建立在对社会变革、科学发展和教育冲突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首先，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与杜威对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深刻变革的认识分不开的。在杜威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到100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广泛和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改变了政治疆界，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使得人们的各种生活习惯、道德以及观念和爱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这些变革的重要结果就是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随着生理学以及与生理学相关联的心理学的进展、进化论思想的出现、科学实验方法的使用等等，强调发展及变化和重视探究及实验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为杜威教育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杜威的教育思想正是这一时期科学探索精神广泛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19世纪后期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也形成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特点。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强调行动和鼓励探究的哲学。它反对只强调观念的孤立或独处状态，而主张将观念与行动统一起来，并在二者的结合中把观念能否产生效果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杜威教育思想渗透了强调探究和创新的思想，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特征。
其次，这一思想的形成也与杜威对传统认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认识论是关于知识以及认知的理论。在杜威看来，认识论所关心的不只是知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认知问题。杜威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在认知问题上是以“知识旁观者”的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出现的。这种认识论主张，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或关注。[2]杜威指出，这种认识论在认知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对象是分离的，认知者如同“旁观者”或“局外人”一样，以一种“静观”的状态来获取知识；二是认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件，认知者在认识中是被动的。杜威指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3]杜威指出，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杜威认为，“探究”是主体在与某种不确定的情境相联系时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行动。在行动中，知识不是存在于旁观者的被动的理解中，而是表现为主体对不确定情境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究的结果。从这个思想出发，杜威认为所有成功的探究都遵循一般的模式。这种“探究”模式既可以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模式，也可以是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总之，杜威所主张的以“探究”为基础的认识论批判了传统的“二元论”的认识论，突出了探究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为现代教育重新认识知识的作用和学生个体的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再次，杜威的这一思想也与他对传统教育“知行分离”现象的批判分不开的。在杜威看来，由于知识“旁观者理论”把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相隔离，强调认知是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情，这样在教育上就逐步形成了以知识为中心，学习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与行为相分离等弊端。结果，在学校教育中，学科变成了书本上的东西，变成了远离儿童经验和不能对行为发生影响的东西。杜威认为，人的知识和行为应当是合一的。如果一个人他所学的知识不能影响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又不能源于他所学的知识，那就只会养成一种轻视知识的习惯。从“知行合一”思想出发，杜威强调，学校应当把单纯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转移到儿童的活动上来，依照儿童发展的程序，通过儿童运用他所学习的知识逐渐发展他的能力，直到他能教育自己为止。杜威对“知行分离”现象的批判和“知行合一”思想的阐述，提出了知识与行为相结合以及个体在获取知识上的主动性问题，为正确认识知识传授与儿童活动的关系，鼓励儿童主动地探究，通过探究活动获取知识和经验，提供了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