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通过一个普通的中年女医生在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中几乎失去生命的悲剧故事，大胆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的价值、贡献与不相称的社会待遇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批评了“左倾”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冷漠与歧视，发出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强烈呼吁。
陆文婷从六十年代来到眼科医院做住院医生起，当了十八年眼科大夫，她不是主治医生，不是党员，无职无权，没有名声，没有地位，但在她柔弱的内心里，却激荡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厚爱，对患者无私无怨的责任心。但是，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珍惜，反而被忽视，常常受到冷漠的待遇，在政治上受轻视，在工作上遭非议。人到中年的她“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处于“超负荷运转”的艰难窘境中。因为夫妻俩都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她几乎没有时间做饭、照顾孩子，小女儿佳佳病倒在托儿所，她仍忙到下班后才匆忙赶去将女儿抱回家；儿子园园该上学了却未吃上午饭，她只好让他买了烧饼一边吃一边上学去，自己也啃着儿子买回的干硬的冷烧饼赶去医院上班，将女儿交托给好心肠的邻居陈大妈照看。一家四口挤在十二平米的斗室中，家徒四壁，“没有沙发，没有大立柜，没有新桌椅”，甚至没有新铺盖，生活过得十分清寒。全家共用一张书桌，陆文婷要等儿子写完作业后才能坐到书桌旁钻研业务。她为焦部长做一个相对简单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在医院领导力荐之下，仍因为职称问题被患者家属秦波质疑业务能力，之后，更是三番五次被迫中断繁忙的门诊工作，接受秦波关于手术的“盘问”。当陆文婷突发心肌梗塞时，丈夫傅家杰打电话给她工作的医院希望能派车急救，但是被几个部门来回踢皮球，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只好闯到马路中央拦车，终于，一位素不相识的卡车司机热心帮助他将妻子送到医院。
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同样也反映在陆文婷好友姜亚芬夫妇的身上。姜亚芬夫妇因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这给他们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抑和苦闷。钻研业务，却遭到恶意中伤和无端的诽谤。他们爱自己的祖国，爱医疗事业，但还是挥泪出国了。姜亚芬夫妇的出国，从另一方面向社会提出严重警告：知识分子境遇如不尽快改善，将会造成人才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