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备受国内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圆满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会议提出的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重大理论观点，成为各界的聚焦点之一。
全会吹响了怎样的新的改革号角？为什么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如何抓好重点，使新历史起点上的改革更富有成效？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教授。
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解放新论：本次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重要和关键论断。这些论断背后，体现着哪些新的改革理念？
赵振华：全面深化改革中 “全面”主要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过去我们更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今改革范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党的建设诸多领域，改革的面更宽了、内容更丰富了。 “深化”主要是指在35年不断推进改革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就需要深化改革，要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要涉及土地户籍制度等难度更大的改革、要有更加健全系统细致的改革制度等，要啃 “硬骨头”。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其中有几个含义：
一是每项改革都处在一个大系统中，其中每个子系统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这就要求彼此之间要协同。二是不同领域的改革起点不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早，文化体制改革才刚刚启动、社会体制改革起步可能更晚。但不能说这是有的领先、有的滞后，而是由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改革的稳妥性决定的，起步早的要予以肯定，起步晚的要逐步摸索，并逐渐使不同领域的改革之间更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是不同阶段改革针对的主要矛盾不同。每个时期都有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能够正确看待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时要更好地解决矛盾，也需要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最大国情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解放新论：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我们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诸多改革，也是不可或缺的改革领域，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的分量依然如此之重呢？
赵振华：在讲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也要讲改革的辩证法，要抓住改革的重点、找到改革的牵引力。之所以说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因为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不能因为现在社会摩擦增多了、社会矛盾突出了，就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了，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腐败问题严重了，但是不能以反腐倡廉为中心。相反，当下社会反映强烈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都与经济不发达这个最大的国情有关。改革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美好幸福的生活，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从实际出发，要牢记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解放新论：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全会提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您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赵振华：全会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的一个新论断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之前提得比较多的 “基础性作用”。既要分析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上，讨论决定性与基础性的区别，但从更深层次还需要分析为什么过去市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讨论如何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这个关键点就在政府的改革上，或者说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则应当是政府改革。目前市场中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假冒伪劣产品出现、市场主体缺乏活力等，但问题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政府。例如，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有企业的问题，但也说明政府监管不到位；市场主体缺乏活力，根子也在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我们对于市场的管理在很多领域还是强调事前监管，以政府审批来断定某个经济领域企业可不可以进入，这样市场竞争就会削弱，企业活力就会不够。由此可见，经济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固然有市场不健全的原因，但主要的体制机制障碍还在政府这里。
未来政府改革的本质，就是把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政府管理方式和职能转变为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方式职能。一要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好政府的 “越位”问题，把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做。二要解决好政府的 “缺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改革，政府的职能很可能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不是下降了，而是提升了。过去对于市场的管理，采取的办法是不让进入，这种管理相对容易；而当今在很多经济领域中，放低准入门槛之后，政府监管的水准就必须大幅度提高，这个难度更大。但是，当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时，资源真正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时，整个经济的活力就上升。
总的来说，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推进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要实现从过去对经济进行计划，转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过去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到调控市场的转变等，真正解决好政府的 “越位”问题和 “缺位”问题，建设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廉洁的政府。
经济改革为走好中国道路服务
解放新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今年以来，对于政府如何干预市场，我国也有不少举措，如很多学者就提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要从事前监管变为事后监管等，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在尝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沿着十八大到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脉络，这些是不是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政府如何更好地干预经济的理解在深化？
赵振华：确实如此。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概念，我们对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价格放开、市场竞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问题开始了全面的探索、实践。直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个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对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的探索，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次三中全会再度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中的重要性，并明确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的定位提出重要论断，体现出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放眼世界，过去和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探索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与传统的封闭僵化的道路不一样，与改旗异帜的邪路也不一样。而要走好这条道路，需要根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的支撑。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切实更好地发挥这个支撑作用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