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如此注重社会和谐，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决不是为了安抚现状而提出的一句口号，而是深谋远虑的战略转向，一种全新的改革开放观呼之欲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
为什么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无庸讳言，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还不和谐，社会矛盾有日益激化的危险。这种不和谐表现在很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4种：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不和谐，表现为城乡差距继续拉大，贫富两极分化与日俱增，劳资关系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多数人充分享受，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繁荣给少数人带来丰硕的财富，而大量工人、农民却为改革的阵痛买单。在私营企业中，普遍存在剥削、欺诈农民工，严重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直到温总理亲自为民工讨工钱，这才引发全国上下大规模清查拖欠农民工工资。最近频发的矿难更是暴露了工人严重缺乏安全保障。如此种种的矛盾已经难以用“不和谐”轻描淡写地带过，如果再不从源头上整顿，还将酝酿更大的冲突和危险。
其次是人与环境的不和谐，包括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低效率开发和浪费。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环境和能源问题已经成了制约发展的瓶颈，一方面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仍在消耗大量的资源。由于片面追求GDP，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盲目追求短期效益，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GDP”虽已成共识，但远未全面付诸实践。
第三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不和谐。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可事实证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创造出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漠视导致道德和传统文化的逐渐沦丧，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深入人心，自由化思潮带来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正是腐败的思想根源。
最后是政治体制的不和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90年代推进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政治体制停滞不前，为市场经济所作的有限的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限政府”）也仅仅停留在职能调整和精简方面，未能从体制上理顺权力关系，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导致腐败大量滋生，权力寻租让资本有了可乘之机，官商勾结、滥用权力，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此外社会阶层的对立和冲突有加剧的倾向，一方面是利益集团凭借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肆意侵犯弱势群体的权益（侵吞国有资产、圈地运动），而弱势群体采用上.访、游.行、罢.工甚至自.杀等方式进行抗争，逐渐由个人维权发展为集体抗争。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上述的种种不和谐，但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和想象空间，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远见。“和谐”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整体论思想一直是东方哲学诸如道家、儒家思想的精髓，也被历代中国人奉为圭臬，衍生出博大精深的“和文化”来。在中国传统视野中，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强调天道有常，顺应天意民心。因此《老子》中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在西方语境中，和谐（harmony）意味着平衡和自由状态，强调对立、差异是逻辑的起点，终点才是和谐。毕达哥拉斯就认为,“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双方的“协合”或“和解”。这种理解不仅在体现在哲学和艺术上，也体现在古希腊的城邦政体和罗马的共和政体中，和谐意味着权力的分立和力量的平衡。
与和谐对立的就是矛盾。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是世界的本质，只有在矛盾中，事物才能产生和发展。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要调节矛盾，控制矛盾，使之朝着平衡和缓和的方向发展。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谐同样是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矛盾非常突出，所以更加注重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学说指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成了社会主要矛盾，就不能再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激化矛盾，而是要倡导和谐，克服矛盾。
对不同的群体而言，同样的词汇有着大不相同的解读。对注重公平和正义的左派而言，和谐就意味着抑强扶弱，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和社会秩序，公平优先于效率；而对于强调自由，奉行市场经济的右派而言，和谐就应当尊重个人权利，尊重自发生长的市场秩序，效率优先。亚当.斯密和巴斯夏就认为，竞争就是和谐，每个人追求个体价值最大化，就能产生一个和谐社会。
对弱势群体而言，和谐就是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逐步发展壮大；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和谐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克服来自政府和民间的阻力。
不管是哪一种理解，和谐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各安其位，容忍异己力量以图发展。但和谐不等于妥协，不等于中庸，更不等于姑息。对腐败分子就不能讲和谐，和侵吞国有资产者就不能友好相处，更不是做好好先生，谁都不得罪。
和谐是一种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的稳定结构。高喊“稳定压倒一切”是片面而有害的，使用高压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表面上大家相安无事，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扬汤止沸，矛盾还在激化，总有一天还是要爆发。
要实现社会的动态平衡，第一，需要有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最为理想的结构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所占比例都不高，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前两个阶层的对立能起到强有力的缓冲作用；第二，有通畅的阶层流动通道，而不是等级制度壁垒森严，难以越雷池一步；第三，从系统论角度讲，要建立快速合理的反馈机制，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这就要求强化舆论监督，逐步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第四，要有足够的稳定裕量，在出现扰动时仍保持良好的鲁棒性（Robust）。具体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中西部经济，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覆盖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社会平衡才不至于脆弱得不堪一击。
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系统工程，任何把社会简单化、线性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危险的。和谐社会并不是一潭清水，确定的阶层对立和二元结构（城市/农村，政府/社会等）不会带来更高的稳定，只会增加系统的脆弱性，倒是适当的混沌才会产生自组织，从无序到有序。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就提出，在远离平衡态时，非线性系统通过涨落达到有序，而在平衡态附近，系统熵增，自发地趋向于无序。科学家们为杞人忧天的官员们解决了烦恼：在建设动态平衡的和谐社会中，出现矛盾并不是坏事，不需要藏着掖着，唯恐天下大乱。矛盾可以使得系统趋向于有序。而和谐社会必定是一个宽松的社会，每个个体都趋向于不受外力的自由状态，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同样，他们不需要担心这种自发的熵增会导致无政府和混乱，混沌理论告诉我们，非线性系统中，无序中孕育着有序，存在若干自组织的子系统，存在各种吸引子，使得局部有序。所以，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秩序井然的一元化社会，而是权力分散、基层自治的社会，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公民社会。
那么，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问题太过庞大，需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从总体上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解决上述四个主要的不和谐，以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和谐最为紧迫。
经济方面，至少要把公平摆在和效率同等的地位上。公平和效率并非不可兼得，除非把公平的概念偷换成“平均”。在小范围内，收入差距是效率的结果，也是公平的结果。而超过一定范围，财富的差距并不促进效率，反倒失掉了公平，最终也失去了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来权衡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的得失，必将得出新的结论。关于公平和效率，还将另文讨论。
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这一点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近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已经在实践这个主张。城市反哺农村，东部沿海拉动中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改革劫贫济富的税费制度，正是贯彻了邓小平“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其它人共同富裕”的思想。
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转变粗放型、能耗型的增长方式为集约型、节约型的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治理环境污染，加强生态建设。
第三，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战略高度，科教兴国，文化立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精神文明建设要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站稳脚跟，不在个性解放、欲望扩张的云雾中迷失方向，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改变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改变人的需要，从生理和物质层次上的需求转变为精神文化的需求，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必须以开放和自信的姿态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允许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但必须大力扶持主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传统文化和道德正在复兴，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在增强，在“告别革命”二十多年之后，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了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背后的人的觉醒。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建设法治社会，构筑社会主义公民社会（Civilis Societas）。国家并不单是政府的事，而是与每个人休戚相关。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公民社会处于物质生产和政治国家的中间环节，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既可以监控资本的流动，也可以承载上层建筑的变动，减小资本和权力的勾结，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政治的民主化，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动态平衡而且稳定的。为此，需要发展非政府组织，使得各个阶层（尤其是工人和农民）都可以通过组织的方式进行利益诉求和博弈；需要促进基层的自治和民主化，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舆论监督和制度规范，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整顿吏治。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决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不是政府的政绩工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休戚相关。每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的和谐都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和谐社会并不遥远。在历史的五线谱上，每个人都是跃动的音符，一个个和谐的音符，才能谱出和谐社会宏大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