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是世界公认的军官职业化鼻祖。1806年10月，普军在耶拿一奥厄施泰特会战中被新型的法国军队打败。此后不久，普王腓特烈二世命令冯·沙恩霍斯特将军研究战败的原因，并提出军队改革的方案。1808年8月6日，普鲁士政府发布了有关军官军衔授予方法的命令。这项命令明确规定了军官职业化的基本标准：“从今往后，授予军官军衔的唯一依据：平时是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战时是勇敢精神和对上级下达任务的出色理解能力。因此，全国所有具备上述素质的人都有权担任最高军人职位。
外国现代军官制度源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军事改革，由于发展道路不同，后来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强调军官的人文教育，军官选拔与晋升依据职业水平和自我完善能力并通过严格的考试进行；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突出军官的纯军事教育，军官的选拔与晋升在考虑职业水平的同时还受着其它非职业化因素的影响。通过两种不同模式培养的军官，在职业素养上存在着差异，在战争与军队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进行军事转型的新形势下，俄罗斯开始对本国军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不应忽视世界经验、应向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制度靠拢的主张和举措。
外国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完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将军官职业化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普遍原则固定了下来。在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今天，军官队伍职业化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条被世界主要国家所证实的普遍原则，军官队伍的职业化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种性质，必然要求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要突出“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3个“唯一性”上：一是领导力量的唯一性，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二是指导思想的唯一性，就是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元化思想武装；三是服务宗旨的唯一性，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始终坚持这三个“唯一性”，才能确保探索建立我军军官职业化制度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