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位期间，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施政策略
一、加强了中央集权
忽必烈大力削弱诸王勋贵及汉人世侯的权力，建立了军事、赋税制度。在削夺宗藩领地的行政权、军权及司法权的同时，又从税收、领民关系、食邑官任命等方面，削夺诸王在食邑的实力基础。
二、平定了李憻及乃颜、海都叛乱
李嬗是红禊军叛逆李全的养子。公元1226年李全降蒙，以每年贡献金币换取山东淮南行省长官之职，后在攻宋战役中败死。李嬗承袭益都行省长官，专制山东达30余年。公元1260年，李嬗被封为江淮大都督，准备兵变。公元1262年，他断然发动军事叛乱，占领益都，后被忽必烈击败，忽必烈借机迫使汉人世侯交出实权和军权。
公元1287年4月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弟斡赤斤之后裔)反于东北，西北海都许以10万人相助。6月乃颜败于大兴安岭东，被俘处死；海都败则远遁，不备复来。
三、注重农桑，兴修水利
忽必烈确定“以农桑为急务”，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设立各级专管农业生产的机构。中央专设都水监，各处设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还限制牧场侵占农田，禁止牲畜损坏庄稼。又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利用镇戍军士开荒屯田和募民实边屯田。屯田政策的实施，
使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减轻了人民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在边疆地区设置岭北、云南、辽阳等行省和土蕃宣慰司、澎湖巡检司等机构，加强对蒙古、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西藏(当时称为“乌斯藏”)、台湾地区的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元朝的大统一，对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忽必烈的屯垦和徙民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落后经济的迅速提高。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把大批工匠和俘虏从中亚各地迁到长城以北地区，又强迫长城内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迁往长城以外。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为了对付同西北诸王的斗争，曾利用从内地签发的汉军，并招募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等城市周围和阿尔泰山、杭爱山、克鲁伦河等地屯田积谷。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河西走廊的屯田以及吐蕃(西藏)的进一步处于大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这一切都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边疆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提高，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进一步的了解和融合。历史的发展，不是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所能改变的。但在忽必烈的武力镇压控制下，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人民起义持续不断。
五、改元建号，立都汉地
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继汗位，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中国传统王朝年号纪年。至公元1264年又改年号为“至元”。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宣布改“大蒙古”为“大元”。这是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表示国家广袤无疆。忽必烈为了配合汉法的实施，放弃了大蒙古的都城漠北和林，在漠南和中原设两个都城。公元1263年(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建宗庙宫室。到公元1271年(至元
八年)将燕京改名为大都(今北京市)，其地位超过了上都，被定为元朝的都城。 -
六、建立国家机构和严密的法律体系
成吉思汗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体制，比较简单。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确定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枢密院，主管军务；设立御史台，职掌百官纠察。另设大宗正宗，仍置达鲁花赤(断事官，只管蒙古公事)。地方上，是行书省(简称行省)，公元1290年全国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外，全国分置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10个行省，西藏属宣政院。这是我国历史上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开始。行省以下行政区为路、府、州、县四级，边远地区有“军”的建制。
公元1292年，颁行了“至元新格”法律。到公元1323年最终制定元律“大元通制”。
七、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的汉族传统文化
忽必烈兴办学校，公元1288年统计，全国各地所建学校24400余所。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庙，推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忽必烈虽讲求功利，主张改革，但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当他逐渐领会儒家宣扬三纲五常的“妙用”后，便搞起尊孔崇儒活动。他统治的后期，全国到处建“宣圣庙”，设学官，开学堂，规定用程、朱的一套讲儒学。当时还大量录用汉族儒生学者，保存颁刻典籍。
八、制定蒙古新字
忽必烈为了提高蒙古族的文化水平，命吐藩僧人八思巴制定了蒙古新字，颁行天下。还设立诸路蒙古学教授，召集学者用蒙文新字翻译《资治通鉴》等一批汉文经籍。
九、重视科技的发展
公元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立局改修新历，命许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郭守敬是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他继承前人的丰富遗产，吸收阿拉伯人的天文知识，在全国各地设立27个测所， “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腧朱崖，北尽铁勒”(《元史·天文志》)，·其最北的北海测景所，据推算设在北纬6405'处，已近北极圈了。公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冬，《授时分》颁行。它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格利哥里历的年周期相同，而格利哥里历到1582年才开始使用，比《授时历》晚300年。
公元1280年，忽必烈遣都实寻求黄河之源，由潘昂撰成《河源志》；据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
公元1270年，忽必烈设置司农司，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经验，编成《农桑揖要》一书。 在忽必烈时期，已印造过“宝钞”。宝钞的流通，不受时间、地域限制，代替了宋代的交子、会子等仅作为兑换券性质的纸币。宝钞的出现，也是世界真正纸币的开始，是世界货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此外，忽必烈时期的文化艺术和史学等也得到了发展。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可堪称我国古典文学的一支灿烂绚丽的花朵。与忽必烈同时代的关汉卿(大都人，生于13世纪20年代，卒于公元1297年前后)，他共创63个杂剧，其中《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其代表作。
元代忽必烈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行列。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学科成就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朝时期的中外交流、中外交通已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我国的三大发明传人欧洲，中国的科技成就为整个人类作出了贡献。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完成了元朝的统一，虽然他们是通过军事征服完成的，但仍然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宋、辽、夏、金、蒙古几个政权长达300多年的争战局面，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实现统一和安定是各族人民的最大愿望，因此忽必烈的元朝统一正是各族人民意志的反映。
第二，元朝的统一，使我国疆域十分辽阔。吐蕃就是元朝才正式纳入我国中央政府版图的；元朝对东北、西北、新疆等地统治也比前代加强。忽必烈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因此元朝的统一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的疆域的确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第三，统一的安定局面、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为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忽必烈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使元朝经济有较快恢复和发展，手工业设立了各类提举司，总管府，括籍匠户。造船业，仅公元1283年为征日本，忽必烈下令在全国和高丽造船只3000艘。造船业的发达为发展海运和海上贸易提供了条件，为明代打下了基础。忽必烈又继承了自成吉思汗以来的重商传统，颁布斗斛权衡、定度量、降低税率，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交通业方面，辟筑大量驿站，疏通大运河，陆上商路经南山南北通达西亚和东欧。海外贸易，建立了国内最大海港泉州港，设立管理海贸的“行泉府司”，拥有1.5万艘只。此外，元代的棉花种植和棉织业也已普遍。 。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各地城市繁荣起来了，如大都(北京)、上都(和林)、中定(济南)、京兆(西安)、太原、扬州、镇江、苏州、杭州、泉州、上海、温州等皆是世界著名大都市。大都在元世祖初期拥有色目大商人3000之多。当时在元朝为官10余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写道：“百货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外国巨价异物及自物之输入北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第四，元朝的统一，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忽必烈在归附地区设置了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统治当地的助手。忽必烈还将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知识，如设立诸路学校，播种、蚕桑等技术将传到边疆少数民族那里，而畏兀儿的丝织术、酿酒术，藏族的建筑艺术，蒙古族的毯厨术(织造地毯)亦传到了内地。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为了保持其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韵特殊利益，在全国还是继承和推广了民族压迫政策。他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就挑起了新的民族矛盾。第一等蒙古人，是统治者，称为“自家骨肉”；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钦察、唐兀、秃八、阿速、畏吾儿、回回、乃蛮等；第三等是汉人，又叫汉儿、乞塔、札忽歹，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也包括较早征服的云南、四川、高丽人在内。第四等是南人，又叫蛮人，新附人，指最后被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忽必烈又把人按社会地位分为十级：官为第一级、吏为第二级、僧为第三级、道士为第四级……儒生为第九级、乞丐为第十级。这就又促使了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些等级制度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等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
忽必烈在位期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蒙古族的封建化过程，建立了多民族的元帝国，使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加强了国内及与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联系，故他的功迹是卓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