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民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越来越多，文化冲突也由此凸显而来。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也开始关注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大批的华人导演则试图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给我们呈现一个多元文化交错杂糅的影像世界，李安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安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华人，不愧为华语电影届之翘楚。从20世纪初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到后来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几乎每一部都获得了殊荣。李安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走向国际，是因为他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深谙中西文化。在他的影片中，对东方文化精神的参悟和坚守与对西方文化精华的汲取兼容并蓄，将东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同时坚守住了民族文化这一块阵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首先介绍《推手》和《喜宴》的背景，然后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影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并考察李安对电影中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反思和期待。
一、《推手》和《喜宴》的相关背景
李安于1992年执导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推手》，该片在台湾金马奖上获得了8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导演评审团特别奖，还获得了亚太影展最佳影片。而真正使李安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则是他1993年拍摄的《喜宴》，该片获得了第三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作品、导演、编剧奖和观众投票最优秀作品奖。并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雅图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此外还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从此，李安的电影开始走向国际，跃入国际知名导演行列。可以说，《推手》和《喜宴》为他向电影的国际化道路进一步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的冲突是李安电影中十分突出的特色，多重文化身份使他的影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多元文化的烙印，东方与西方文化成为李安电影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价值的审美对象。李安在《推手》和《喜宴》中把不同的家庭情节放置到了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表现，让时代折射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家庭成员的身上，于是平凡普通的家庭成为李安展现东西方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舞台。作为一名深谙中西文化的华人导演，李安是怎样展现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并化解危机，使他的影片同时获得了东西方观众的接纳和认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作为一名跨文化的国际电影人，展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李安电影的重要主题，而《推手》和《喜宴》则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推手》的故事发生在中美合璧的家庭，身为太极拳师的中国父亲与身为作家的美国儿媳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文化上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影片一开始就是中国父亲老朱和美国儿媳玛莎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影片开头我们看到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亲老朱在打太极拳，动作舒缓而轻盈；代表西方文化的美国儿媳则在电脑前飞快地敲击键盘，两人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午餐时父亲老朱吃的是传统的中国米饭和炒菜，美国儿媳吃的则是水果沙拉和饼干；饭后，父亲习惯安静地写毛笔字和打坐，美国儿媳则喜欢跑步和挥舞西洋拳。父亲所处的客厅和美国儿媳的书房之间有一道墙，两个人的空间几乎是完全封闭的，暗示他们两人的交流存在障碍，东西方两种文化存在隔阂。父亲在气定神闲地打太极或写毛笔字，美国儿媳却因不能专心写作而独自生闷气。因而东西方两种文化在第一次较量中，东方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占了上风。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这种由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导致的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一家四口团聚的餐桌上爆发。原本自信的父亲在丧失了精神归属的环境中体会到强烈的漂泊感，恰巧此时他遇到了陈太太，她与父亲感同身受、同病相怜，是父亲的精神家园。但当父亲得知儿子是因为觉得他是负累才安排他与陈太太接触时，他为了保存最后的尊严而选择了离家出走。父亲离家出走后到唐人街的中国餐馆打工，他在餐馆里与流氓大打出手，警察的介入表明他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社会的冲突已经完全外化了，他用暴力打破的并不是西方社会秩序，而是东方传统文化所认为的平衡，这意味着父亲这一辈子修身处世的原则被颠覆了，他一句“炼神还虚不容易啊”透露的是无尽的悲凉。
《推手》中“推手”的场面贯穿整部影片，你来我往的交换步伐努力塑造的的是一种平静淡雅的氛围，它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要排除内心的杂念，使心灵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平静下来。然而父亲一直坚持的内心平和并没有达到，在西方文化这个大环境中，他面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崩溃却无能为力。影片的结尾，父亲老朱离开了儿子的家，搬到中国城独居，后来他遇到了陈太太，他们谈话时背景的美国旗暗示着他们依然处于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下，老人的身后是属于子辈的世界，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无法传承延续；两位老人站在阳光下的一幕或许说明了他们可以相携相怜，在西方文化的包围下建立一个具有东方传统文化氛围的家，相互慰藉漂泊无依的心灵。其实融合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核，当不同的文化产生矛盾时，质疑与接纳都是必要的，但这种妥协和包容并非妄自菲薄，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超越。
《喜宴》选取了中国家庭伦理遭遇同性恋冲击的题材，李安巧妙地设置了高伟同和顾薇薇这一对在美国的中国青年男女，在父母的威逼下举行中国式婚礼的情节，成功地完成了东西方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这一悲喜交加的历程。《喜宴》中的父亲来自台湾，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儿子高伟同出国留学并在国外生活，他代表西方文化。整部影片的矛盾集中于一个问题：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流传两千多年的古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孝”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无后”不仅是子辈对父辈的不孝，还是子辈和父辈对整个宗族的不孝。影片中的高伟同是家中的独子，承担着延续香火的重任，而伟同的同性恋取向是西方文明在开放的环境下对性自由的追求，这无疑是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相违背的。影片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影片中，伟同和薇薇假结婚是为了掩饰自己是同性恋而做给父母看的，因而他选择的是一切从简的结婚方式：登记宣誓。但对于他父母而言，结婚办喜宴象征着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认可，预示着婚姻有个美满的结局。后来伟同和薇薇还是补办了隆重热闹的婚礼。这场婚礼虽然是在一个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大厅里举办的，但这个大厅却位于曼哈顿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里；虽然新郎新娘和宾客大部分都是东方人，但镜头却时时闪现着一两个西方人的身影，他们在观看着这群疯狂的东方人。在这场喜宴中，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西方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父亲早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也知道伟同和薇薇只是假结婚，可他选择了默默承受痛苦，他的最终落脚点是“家庭”。“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这些差异性特征在‘家庭’这个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上表现得很典型。”11 因此，伟同和塞门不在乎组成他们的家庭是否有后代，只要过得幸福就可以；而父亲认为没有后代就没有家，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传宗接代这一伟大目标面前，个人的幸福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默默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为了维系传统的家庭模式，他把原本送给薇薇的礼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塞门，以这种方式接受儿子的恋人。
除了父亲在现实面前妥协，其他人也作出了让步，薇薇最终选择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而塞门也同意做孩子的养父。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在机场安检通道里，高父双臂高举，以一个投降的姿势离开了美国。当父子关系的传统家庭模式不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这种崩溃是必然的。儿子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驱使，不得不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家庭模式，父母与子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就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平衡点。在《喜宴》中，李安并不只是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化解这两种文化的危机，使它们由冲突走向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