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知和说明，近代文化的状貌也只有同传统文化相对比才能得到真切的认知。为了勾勒出近代文化嬗变的脉络，我们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做一个简述。
一
中国古代几千年，人们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从先秦儒、道、 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体系越来越成熟，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伴随着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等级制度，维系着传统社会生活得以平稳缓慢地运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即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这个天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
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天的意志为天命，儒家讲，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为人道可以参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王者要观天道而行事。显然这种人格化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与天。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是“奉天承运”。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如此的沉重而无法解脱。第二，大一统的思想。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意不可违背的事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大一统的理论，反对和制止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动乱和分裂，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大一统的理论总是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排斥了许多不应该排斥的事物，并由此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第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而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叫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家族取向很深的社会之上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扩大。于是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个人人格的要求之上的，对政治事物的关心和参与也就只限于圣君贤相，或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民众只能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想境界出现。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儒家的道德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实现，圣君不多，昏君暴君却比比皆是。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政治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种不同不仅仅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不同，更由于两者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必将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根基。因此，当西方文化传播进中国后，必然要引起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从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出发，是很难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洲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为天数，而西人持人力。”由此可见，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因此，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天也不曾停止过。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入变得更加激烈 。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修铁路之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以及再后来的剪辫易服之争等等，都惊动了朝野上下，红墙内外。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规模的、深刻的、全方位冲突的总爆发。
三
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也贯穿近代社会始终。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发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在保持其基本民族形式和某些民族精神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整合。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严复主张“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孙中山则强调说“发扬吾国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其与诸民族并驱与世界”。这些都是近代思想者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认识到学习再到主动吸收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9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接着冯 桂芬在《校宾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到洋务运动中，则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在对三纲五常、封建君主制度以及正统儒学决不触动的前提下， 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用中学来包融西学。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以前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不得以而为之。文化的融合是低层次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随着对西学的介绍和西书的翻译的日渐增多，从洋务派中蜕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把“洋务”从原来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效仿。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终于振臂崛起，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把西方进化论、民权论及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广泛地介绍传播。积极地开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张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文化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良和改革。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标志着对西方事物的整合，已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了。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
总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应战与选择，一直伴随着近代文化形成的始终。其中，“冲突”与“融合”，是近代文化演进中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的种种表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即具有一般规律、又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