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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