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
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这一定义仅指传播的单向过程，没有包括反馈。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大众传播将成为双向过程。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宪章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
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于发信者和受信者；传播过程和传播模式;传播机能和传播效果;传播的社会责任和体制；传播媒介的发展和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诸种关系的研究。其中关于大众传播社会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主要有：①赋予人物、事件和社会活动以某种社会地位。美国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和R.K.默顿在《大众传播，大众兴趣和有组织社会行为》(1949)一文中认为，大众传播可以使社会事件和人物等正当化，树立威信，得到显著地位；也可使之威信扫地，败下阵来。②社会控制中介作用。大众传播处于上层社会控制和广大成员之间的中介领域，能将某种公德和社会规范得到宣传和明朗化,广为人知,取得社会承认，使腐败现象受到舆论谴责。③模拟社会环境。W.李普曼在《舆论》（1922）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概念，认为报纸给人们提供的消息和知识，即“头脑中的影像”能在人们生活中起到环境的作用。60年代末期以来，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对生活的冲击和渗透作用，使人们又提出信息环境及其现代人性特点的变化问题。
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在胡适的构想中自始即是思想革命或“新文化运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条便提出“言之有物”，而所谓“物”则包括二事：一日情感，二曰思想。他显然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 20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提倡白话自然便不得不尊《水湖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文学正宗”，这就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地位上来了。陈独秀完全了解胡适此文的命意所在。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一段话以“伦理道德革命”始，以“通俗的社会文学”终，不但把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联系了起来，也把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意思表露得十分明显。
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城市知识分子、商人和工人在全国人日中虽然所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是积极、主动的分子。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群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陈独秀解释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说：
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通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这番话虽嫌说得过于简单，但就指出社会背景这一点而言，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为什么在美国留学生圈内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而在国内却立刻获得巨大而热烈的反响呢？这岂不恰好说明大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已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而国内的学者则生活在社会变动之中吗？胡适由于“知国内情形最悉”，因此才对时代的脉动有敏锐的感应，这正是过人之处。
但是问题尚不止此。改革中国语文以普及教育，自清末以来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而白话或俗话的报纸也早已在各地出现。为什么必须要等到五四前夕白话文运动才能成功呢？胡适在1922年，曾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答。他说：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仅根据清末王照、劳乃宣的文字，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他十六岁时（1906）在《竞业旬报》上所发表的许多“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白话文字大概也都是写给“他们”看的。但他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正由于这一改变他才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典文学，使通俗文化有骎骎乎凌驾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这一全新的态度受到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的广泛支持，自不在话下。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之所以激起当时守旧派的强烈反感也正是由于通俗文化的提倡直接威胁士大夫的上层文化的存在。1919年3月林纾给蔡元培的信说：
苦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坷之《金陀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非不能为白话。
两种文化的冲突在这封信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林纾说，提倡“土语”，则“引车卖浆”的“稗贩”都可用为教授。这句话最可见他从士大夫的立场上担斥通俗文化的心理。他不能贬抑《水浒》、《红楼》，因此便只好推断其作者都是“博极群书之人”。这显然是把通俗文化纳入上层文化以缓和其威胁件的一种策略。但当时严复则采取另一种反应的方式。他在《与熊纯如书札》六十八说道：
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皮簧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宝此唐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为春鸟秋虫，听其自呜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严复对中国上层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念，所以仍将《水湖》、《红楼》划在通俗文化之内，而以进化沦为支持其信念的最后根据。严、林两人的抵抗策略虽然有异，但是对通俗文化抱鄙薄的态度，则并无二致。由此对见、胡适思想的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西化”一同所能简单地概括得尽的，虽然取近代西方文化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