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医学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本学科首创和具有特色的重要理论和观点。这些基本理论是社会医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借鉴了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在仅对社会医学的发展起指导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医学科学的发展。 卫生事业是以社会发展，尤其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卫生事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直接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只有社会全面的发展，包括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才能给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因此，卫生事业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健康保障的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如果卫生事业的发展超越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卫生事业本身不可能可持续发展，还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众多负面效应。同样，如果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了，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人民的健康得不到有效保证，不仅影响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会因疾病流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 社会经济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包含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物质生活丰富、文化水平提高、卫生服务完善等内容，是维护与促进人群健康的根本保证。大量研究表明，近五十年来全球人群健康状况的普遍提高，主要得益于全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当前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健康状况的明显差距，主要是由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在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对人群健康水平提高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人群健康水平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将“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卫生事业，卫生也同样推动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在实践中认识到的一个基本真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核心是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生产技能的健康人，人的健康状态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群寿命的延长，体力、耐久力、精力的维持，能延长工作时间，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人群健康状况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自然资源的利用、教育收益的实现和疾病的直接或间接可能损失，从而促进或阻碍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奥多·舒尔茨等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一切形态的资源。BhMgava等研究证实，健康指标每提高1%，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0.05%。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回顾性研究发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至少有20%是通过人群健康状况改善而获得的。 在整体医学观中，人体不是系统、器官、细胞、分子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人同时有生理和心理活动，而且人不仅具有自然性，更特别的是具有社会性。因此，研究健康与疾病时，不能停留在“见病不见人”生物层次，要全面考虑到人的整体性，同时注意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
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下，患病就意味着失去了健康，疾病治愈就重新获得了健康。这种以传染病的发生、变化和转归为依据，“没有病”就是健康，被称为消极的健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疾病谱和死因谱逐渐从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退行性疾病转变，患者的疾病表现和疾病负担是多方面的，包括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根据这个积极的概念，健康可被理解为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三维组合。从生物角度看人的健康，主要是检查器官功能和各项指标是否正常；从心理、精神角度观察人的健康，主要是看有无自我控制能力、能否正确对待外界影响、是否处于内心平衡的状态；从社会学角度衡量人的健康，主要涉及个体的社会适应性、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人际关系和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与这个三维概念相适应人们的健康需求日益提高和多样化，已不满足于疾病的防治，而是积极地要求提高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祛病延年，要求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氛围，保持心理平衡，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高危险性是指对人群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和不利作用的可能性很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高危险性分析，意即以高危险性观点来找出卫生工作的主要问题，采取重点防治措施，改善人群的健康水平。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研究并按照高危险性理论指导疾病防治工作，使卫生工作有所侧重地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危险性主要包括高危人群、高危环境和高危反应。高危人群是指容易受疾病侵扰的人群，包括处于高危险环境的人群、对环境有高危反应的人群，以及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如妇女、儿童、老年人，处于职业危害、生活环境污染、外来务工的人群，以及吸烟、酗酒、不良行为人群等。高危环境包括自然、社会和心理环境。如人际关系紧张、失业、离婚、丧偶等属于高危心理环境；战争、政治动乱、经济危机、社会保障缺乏、公共事业落后等属于高危社会环境；地震、水灾、环境污染、自然疫员源性病原体和地球化学元素含量异常等属于高危自然环境。高危反应是指集体对刺激缺乏适应或耐受，当身心和社会刺激达到一定强度和持续时间后，导致一些疾病，如登高、考试、拔牙、接触花粉等，这往往与个体的生物遗传、健康状况和生活经历等有关。高危人群、高危环境、高危反应都有其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的作用机制，通过中枢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降低机体的防御能力，引起机体与环境平衡失调，导致疾病发生。 在传染病占据疾病谱和死因谱主要位置时，人们专注于探讨特异性生物因素和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和消灭了大量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与流行，但与此同时忽视了社会因素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物医学技术的突破，人类的主要疾病谱和死因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主要死亡原因已由过去的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及营养缺乏等疾病逐步转移到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意外事故为主要健康威胁。这一转变驱使人们把视角由单纯考虑生物因素转向综合考虑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多种致病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病因学及流行病学研究的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等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行为生活方式及环境中存在的多种危险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前10位死亡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因素占死亡影响因素的77%。这种多因单果、多因多果的流行模式，使疾病的因果关系更加复杂，要谋求防治这类疾病，获得健康就不能单纯依赖生物治疗，而要更多或主要地依靠社会措施，特别是通过社会卫生调查找出存在的卫生问题，分析其社会病因，针对这些社会致病因素，采取社会预防措施，降低和排除各种健康危险因素，同时制订增进健康的社会保健处方，以达到个体和群体的身心平衡，并与社会协调一致，这样才能获得健康。不仅如此，许多急性传染病的有效防治也离不开社会措施。面对每天约4万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需要实现两个突破：一为技术突破，二为社会突破，并且强调“社会突破是决定性的”。而社会病，如性病、艾滋病、自杀、吸毒、车祸等高发或流行，社会因素起了决定作用。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居民无论是多因多果的慢性退行性疾病，还是单因单果的记性传染病都必须采用社会性防治措施才能加以防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与健康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卫生工作涉及到社会各方面，关系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关系到每个人的各个生活时期，关系到人们的生、老、病、死，关系到人类社会，也关系到自然界。卫生事业本质上是一种“人人需要、共同受益’’的社会公益事业，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需要全社会的积极行动和参与，这也被称为“大卫生观”。
传统的卫生观只重视生物医学方法防治疾病，由卫生部门包办人群的健康问题。而大卫生观强调卫生系统必须由封闭转为开放，必须与其他部门配合协作，动员和规定全社会参与，使卫生工作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群疾病的发生与传播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人的社会性甚至加剧了疾病的发生和传播，同样，疾病的防治涉及到社会各部门的配合，不是卫生部门能够独家完成的。每一个卫生任务，都与社会各部门发生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必须要求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共同计划、共同实施才能取得成功。早在1981年，第34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2000年人人健康全球战略》强调，全球人人健康只靠卫生部门是不可能的，需要社会和经济部门协调一致地工作，特别是与农业、工业、教育、公共管理、交通等部门的协作，并将此作为人大基本原则之一。社会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卫生工作的实施效果，2l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社会各部门间在卫生行动方面协调困难是实施全球卫生策略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2003年，SARS在中国起初流行的教训以及之后防治SARS的全社会行动，是大卫生观的最好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