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极盛期的唐代,其繁荣的文化,就当时的世界来说称得上无与伦比。这种繁盛的文化,既继承了本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为后世文化的延续做好了充分的积淀,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文化以其独具魅力的辐射力度,深远地影响了邻近各国。而作为一个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也积极汲取着盛唐的先进文化。同时，唐朝兼收并蓄的的对外政策，更是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盛唐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传入对古代日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字：中国 日本 文化 交流 政治 经济 遣唐使 社会生活
唐朝之于日本的交往，最重要的应是其遣唐使。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另外褂?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且回国后积极加以传播。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 [i] 九世纪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险、唐朝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贸易兴起等等，但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简析唐朝对日本的影响。
一． 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日本学习唐朝首先始于它的政治思想制度， 圣德太子当政的时候推行政治改革，确立了以儒、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他取代了以前的事性制度，原来日本实行的是事性制度，某一个事或者某一个性围绕着他，是这种制度。而圣德太子他引进中国的儒、佛之后呢，具体中国的制度制定了官位十二节制。
它包括德、任、理、性、制，制定官员的等级，然后并且根据佛教和儒家思想制定了宪法十七条，通过这些改革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推进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但是在圣德太子这些政治家去世之后，大和政权内部出现了混乱，在公元645年，以中大休皇子为首的改革派，发动政变，推行新政，并且向唐朝派遣使者，这就是初期的遣唐使，但是这个遣唐使，一般的一组是四艘，那么每艘乘坐的人是一百人，所以说遣唐使的使节团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五百多人，在当时那个社会情况下，达到五百多人这么一个规模的使节团那是非常庞大的。这些遣唐史到了唐朝之后，把唐朝这种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制度带到日本，对推动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大休皇子他发动政变，雍立孝德天皇，他自立为太子，并且仿照唐朝将日本的年号改为大话，这就是大化改新。
那么在646年日本政府发布改新诏书，颁布新政大纲，据日本书记记载，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是废除皇族和毫族的私有力，私有民在这之前日本是实行的土地私有，还有私有民，老百姓也属于某个贵族。第二整顿国都和地方行政组织，实行国君制度，这也是模仿唐朝的。第三制作户籍记帐，实行搬田收受法。第四，制定新的收税法。此外为了国家的统一修改官位制，那么整顿身份制度，把老百姓分成良民和贱民。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像班田收受法，功绩公民这些都是当时唐朝的制度，大话改新是日本向唐朝学习建立律令制的开端。通过大化改新，日本增强了国力，也促使日本开始从各个方面开始学习唐朝文化。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大学的学生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试合格者录为官员，但根据有关规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动成为官员，即所谓的“荫位制”，因而大学不过是强化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之地。大学的课程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国学的学生多为郡司子弟。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等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此外，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颁布《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年）修成《养老律令》，几乎全是抄袭唐朝的律令制度，行颁田制，造户籍，修京师官署郡国驿站，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其后日本的几代天皇持续不断的推行律令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身份制度、土地制度和税制、编译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和裁判制度，这样以律令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制度基
二、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 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冢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i]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采用汉文，中国文学史上的形式风格乃至思想内容都影响到了日本，并给日本以文学启示。日本最早的汉文诗集是《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都成于唐中叶，深受六朝到唐初骈体文的影响，最古的和歌《万叶集》，日本人比做中国的《诗经》，五七调的确立，系仿中国五七言诗，长歌系仿乐府古诗，诗歌体裁或仿刘伶《酒德颂》，或仿李白《月下独酌》等。此外，如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大抵皆袭取唐朝诗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铜壶卷，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唐代中国经济文化均为世界翘楚，稳定的统治，开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为唐文化的对外散播打开了便利之门。
327年，佛教从中国传入高句丽，并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入唐学问僧人除将中国佛教各宗派带回日本外，归国携去经典极多。日本奈良时代（710---794）的所谓的古京六宗，均为中国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风，玄肪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中国鉴真法师赴日传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入唐学问僧人除在弘法传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外，还极大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不仅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等带往日本外，空海等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词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三、社会生活的影响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后半期的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的布置里坊，显然，模仿了唐长安的特点，特别是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不仅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仿效长安，连太极殿，朱雀门，朱雀街等名称也是袭用长安城的。京都设大学，各国设国学，学校教授经书。
鉴真和他的弟子作为传播唐文化的“使者”，除将律学带带日本外，他们对于天台宗义也深有研究，带到日本去的经典中，以天台章书最为完备，因此，他们是天台宗传到日本去的先驱者。同时，由于鉴真的博学，使他在双目失明情况下，仍在校订日本佛学经典以及医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由于在出国前着意延揽了各方面人才，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对日本天平文化在汉文学，雕刻，绘画，建筑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鉴真与他的弟子们在759年（日本天宝字三年）营建的唐招提寺及寺中卢舍那佛，作为日本国宝，至今仍屹立在奈良市，提供了唐朝建筑影响日本的一个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在生活习惯上，也习染唐风，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后发扬光大，形成独具风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也于此时传入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保存的许多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都来自唐朝。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了。这深刻地说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大--它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输入对日本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没有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输入，那么日本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他可能还要在黑暗当中摸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是因为有了唐朝对它的影响，所以它才很快的发展起来。所以我认为这对它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国文化开始在日本这条未开的土地上播撒下了种子，它是一个未开的土地，未开发的土地，我们中国人在那儿撒下种子，并且生根发芽，为日本本土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中国当时的文化，那么就没有日本的本土文化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决不可坚定的认为日本文化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确正如前边所叙述日本文化中包括着太多了中国元素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在历经千年的历史中日本对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吸收的结果，日本建国之初，我们刚才说了，不但借用了中国的汉字，而且引进了当时唐朝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典章制度，还把汉诗和文章作为做官的必要条件，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就将儒学作为日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种做法延至到了明治时期，可以说，中华文化深入到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母体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话，这种比喻或者说是判断是不准确的，首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日本列岛自古就有先人居住，在绳文时代也就是公元一万两千年到公元前三百年以及民生时代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段时间日本列岛已经存在原始部落和古代文明，尤其是在这个民生时代水稻耕作技术已经传入日本，农耕文化已经诞生，日本文化中虽然有很多中国元素，但根本上还保留着其自身农耕文明的基因。 吸收外来文化，最重要的在于选择消化，日本模仿盛唐教育制度而不兴道教，抄袭中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失为明智，看日本消化中国文化的成就，可以给我们创造新的现代文化以不少启示。中日文化的比较学习，使我们感受到了唐与日本交往中所显示的强盛，同时还感受到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民族，这种好学精神有利于推动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日友好往来的历史也告诫后人，只有和平友好往来，双民族才会共同进步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