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遣唐使
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另外褂?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且回国后积极加以传播。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九世纪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险、唐朝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贸易兴起等等，但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如同前述，下面分析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二、 唐风文化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冢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大学的学生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试合格者录为官员，但根据有关规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动成为官员，即所谓的“荫位制”，因而大学不过是强化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之地。大学的课程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国学的学生多为郡司子弟。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等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三、 国风文化
国风文化包括10—11世纪摄关政治时期的藤原文化及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院政时代的平安末期文化。
遣唐使停派、特别是唐朝在907年灭亡后，日本逐渐形成在吸收、消化大陆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并出现了体现其意识的假名文字、美术、生活及独特性观念。尽管从五世纪开始日本人就用汉字表述其发音，但假名字母到11世纪初才大体成型，并由此推动了以和歌为首的国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文学作品是由女性创作，其原因贵族社会的逐渐成熟使有闲文化女性增加、女性最先使用假名文字、摄关家族的女性以其文学修养获得天皇的宠信等。例如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细腻地描述了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心理；宫中女官紫式部创作的世界闻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和命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动趋势。
在佛教的传播或普及上，权门贵族的作用逐渐增强，而且出现了佛神合一（即“本地垂迹说）的趋向，即用佛教的释迦现身、普济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历来崇拜的神灵，甚至将天照大神看做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另外也出现了以民间传播为社会基础的净土宗，与过去追求现世利益的佛教不同，净土宗主张逃脱今世的苦难，最终进入极乐净土，并出现了《往生要集》、《日本往生极乐记》、《拾遗往生传》等宣扬净土宗的书籍。在艺术方面，出现了以日本风景为题材的“大和绘”和日本式的寺院建筑，如水以池为中心的平等院凤凰堂等。平安末期文化的特征是贵族文化溶入武士、平民的内容，例如“田乐”、“猿乐”等平民艺术的出现，描述武士及平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集》、描述平将门之乱的《将门记》、描述陆奥地区前九年之战的《陆奥话记》、民间歌谣集《梁尘秘抄》等。在绘画方面，有描述平民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即使在《源氏物语绘卷》中，也可以看到武士及平民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有《大镜》、《今镜》等国文体历史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