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习惯地用“元杂剧、明传奇”这一顺序来概括我国戏剧史的发展。不过，这一顺序仅仅表明杂剧在元代、传奇在明代是主要的戏剧形式，并非表示杂剧和传奇产生的先后。自从明人曲论（如《度曲须知》、《曲律》等）反复宣称传奇为杂剧之交、南曲为北曲之变的观念以后，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错觉，以为杂剧产生在传奇之前，传奇出现在杂剧，之后。事实是，早在十二世纪，即北宋宣和年间至南宋初期，南戏就在温州、杭州一带形成了。《乐昌分镜》、《赵贞女蔡二郎》、《王魁》等戏，就是它的第一批剧目。到了元朝，尽管杂剧大有独占剧坛之势，但南戏并没有衰落，仍然在南方民间表演着，发展着。元人叶子奇《草木子》称元朝南戏“盛行”，足见它的生命力之强。问题是，这些剧本都是无名氏所作，形式上也还不够成熟，久而久之，剧本失传了，人们就很少知道在元杂剧产生之前和杂剧全盛时期，还有传奇的存在。直到现代，由于冯沅君、赵景深、钱南扬诸先生的考证，由于《永乐大典》残存戏文三种的发现，人们才了解到宋元南戏的剧目、内容与艺术特点，也才了解到明传奇发展形成的悠久的历史渊源。这种戏剧，宋代称之为“戏文”（如周密《癸辛杂志别集》），元代有人称之为“南戏”（如叶子奇《草木子》），明代或又称为“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如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明代起，“传奇”的称谓则更为通行。这是因为自唐人传奇小说以后，凡故事“奇”而可传者，不仅小说，连诸宫调、杂剧，都曾被称为传奇。如早期南戏剧本《错立身》、《小孙屠》也曾被称之为传奇。只是有明以后，人们才习惯地把明代南戏系统的剧本总称为“传奇”。
元末明初，杂剧走向衰落，观众与作家对北曲开始淡漠，对南曲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入明以后，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武登极之初下诏废除元俗，恢复汉制，无疑使元人文化受到打击，使南方文化得到发展的机会。沈宠绥说：“明兴，乐惟式古，不祖夷风……伪代填词往习，一扫去之。虽词人间踵其辙，然世换声移，作者渐寡，歌者寥寥，风气所变，化北为南。”（《度曲须知》）这未免过份绝对化，但我们应该承认，社会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它为传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元末明初以后，传奇的创作与演出，进入了发展时期。
传奇的初步繁荣，以《琵琶记》和“荆（《荆钗记》）、刘（《刘知远白兔记》）、拜（《拜月亭记》）、杀（《杀狗记》）”四大传奇为标志。尽管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互不相同，但与早期南戏剧本相比，它们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以描写王十朋和钱玉莲悲欢离合故事为中心的《荆钗记》，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被奴役的妇女为获得坚贞的爱情同权豪势要进行顽强斗争的主题，而且在剧情的处理上、性格的描写上都臻于成熟。吕天成《曲品》称它“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固非虚誉。由关汉卿原作改编的《拜月亭记》（又名《幽闺记》），描写了蒋世隆与王瑞兰、陀满兴福与蒋瑞莲的爱情与友谊，深刻反映了人民所遭受的离乱之苦，其艺术成就历来被曲家所肯定。何元朗认为，其“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绝妙。”在这些作品中，《琵琶记》的影响最为深远。一面，它得到朱元璋的赏识，把它喻为“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因而成为统治者提倡名教的工具。另一面，它又深入了民间。广大观众从中看到了科举制度、等级制度给一个普通的家庭带来的悲剧，从赵五娘身上，他们还看到了我国妇女舍己为人、善良坚忍的可贵品质。在艺术上，它把南戏的优秀传统发挥到最完善的地步，成为一代剧人学习的楷模。在这一批著名作品产生的同时或以后，出现了《金印记》、《千金记》、《张巡许远双忠记》，《三元记》、《跃鲤记》等很多作品，有的对以金钱势力为轴心的炎凉世态作了揭露（如《金印记》），有的对反抗异族侵略坚持民族气节的烈士作了赞扬（如《张许双忠记》），有的对坚贞不贰的爱情作了肯定（如《绣繻记》），有的对“专心投水浒”的英雄林冲表示了同情（如稍晚出的李开先的《宝剑记》），都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但是，明代早期传奇在思想内容上受到了政治的制约，受到作家世界观的限制。明帝国的建立，恢复了汉族地主在中国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有了明显的加强。明初统治者一面在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一面提倡程朱理学，用八股牢笼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戏剧创作与演出中，《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这样的法律虽然在实际上不断遭到抵制而无法完全贯彻，但它无疑扼杀了传奇创作中进步的思想内容，而宣扬封建伦理的作品却应运而生。因此，当一批朝廷官吏、儒学名流拿起笔写作传奇的时候，便以《琵琶记》的维持风化的说教榜样，成为封建道德的传声筒；文风上也完全改变了朴素、“本色”的南戏传统，充满了八股气。《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便是宣扬愚忠愚孝、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的典型，代表着明传奇创作中的一股逆流。
明传奇创作与演出的高潮出现于明代中期（嘉靖）以后。嘉靖至于万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纺织、印染、造船、冶炼等领域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经济得到繁荣。东南城市已经出现了专业性的手工工场、手工作坊。这种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造就了自王艮、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至李卓吾等一批反抗旧传统的思想家。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给传奇的空前繁荣提供了经济基础，而新思想的出现，则更有力地推动着一些反映市民阶层反专制斗争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品的产生，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出现了新的思想面貌。
还应该看到，声腔的发展，正是明传奇进入黄金时代的内在因素。宋代南戏的声腔是南方民间音乐，到了嘉靖、万历间，这些声腔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其中如海盐腔流行最为广泛，弋阳腔也及于南北两京、湖北、湖南、福建、广东，而且为了适应它的服务范围，一面进一步分化成青阳、太平、四平等地方声腔，一面又创造了加“滚”的新唱法，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嘉靖间，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梁辰鱼随之又把它搬上舞台，这种新声，一时大放异彩。自此，传奇不仅在音乐的表现力和技巧上使人们惊异，而且，由于它吸引了大量作家从事昆腔剧本的创作，在中国戏剧史上形成了一个剧本与表演系统合为一体的完美的昆腔戏剧艺术。
于是，明代后期剧坛升起了一颗颗作家明星，他们是梁辰鱼、陆采、王世贞、汤显祖、沈璟、顾大典、汪廷讷、周朝俊、高濂、徐复祚、孙钟龄、陈与郊、许自昌；叶宪祖、孟称舜、凌蒙初、冯梦龙、范文若、沈自晋、袁于令、吴炳、李玉、朱佐朝、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