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举带有南方地域文化特色的当代作家及作品

所谓南方文化，一些学者从时间与空间上分别做过界定，它起于太湖之滨，发源于吴太伯与其弟虞仲让国。在历史上，江南又称江左、江东、江表，泛指长江以南，特指江浙、长江三角洲一带，尤其以苏州、南京、扬州、杭州为代表。 管是老一辈的艾煊、汪曾祺、庞瑞垠，还是年轻一代的夏坚勇、黄蓓佳、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在他们的写作中，丝毫不避讳自己对旧日生活场景甚至是臆想中的氛围的感性兴趣。庞瑞垠一直以历史小说著称于江苏文坛，他的《秦淮世家》三部曲以百万字的篇幅，以谢、尹、邹三个家庭的命运为轴心，展示了广阔复杂的社会关系，借助当下的思想高度和力量，穿透历史的层层遮蔽和缠绕，力图抵达历史之“真”，写出“我”眼中的历史。它脱去了对历史史实的拘泥，由“形”似转入一种“神”似，具有巨大的伸展空间和涵括力。在这部有史诗追求的作品中，庞瑞垠不但写出百年中国的沧桑变化，而且对江南文化形态之猜物闹一的秦淮文化在历史与生活、特别是性格塑造与价值取向上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小说中通过人物对六朝和明季人事、景物的频频回首、凭悼，则相当典型地表达了这一文化骨子里的悲剧感。比如，《秦淮世家》里这样的段落几乎成了人物侧蚂唤身乱世共通的生命观感：“早年，谢庭昉也曾来过这里，尤其在春天，古渡口杨柳依依桃花灼灼，直令他流连忘返。如今，他居然住到桃叶渡来了，可眼前，河淤水浊，狭仅如沟，舟楫不通，笙歌遂歇，‘桃叶古渡’的牌坊也已毁废湮没……，此情此景，直让人‘念天地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谢庭昉不忍去看，心中有无比的凄凉。”这样的情感固然来源于谢庭昉的现实触发，而现实的触发一旦接通了历史的血脉，其痛切之感更甚于单纯的现实感兴。这样的文化感受从古至今，都是传达感时伤世与历史体悟的最佳寄托。 在青年一辈作家中，苏童是对历史兴趣很浓并有多方面探索的一位，可以以《我的帝王生涯》为代表，这部苏童颇为看重的长篇从主题、人物到细节、语言都曾受到许多诟病，其主要原因据称都因其与历史相差甚远。主人公端白十四岁登基，一开始他是以童稚的“好奇”面对这一切的，与其说他享受了一个帝王的尊严，到不如说他对这个充满了许多仪式的游戏更感有趣，但是不久他就感到了束缚，感到了自我的迷失，最后，终于宿命般地走上了昏庸、穗罩专制、荒淫的公式一般的帝王之路。苏童在竭力渲染这一极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去探索人物内心残存的人性的微光，他的自暴自弃，他对往昔生活的缅怀，他对自然、友爱与爱情徒劳无果的争取与向往等等。小说通过端白被赶下台将这一极翻转上来，通过人物对自身的一次次灵魂拷问，来探寻自己的救赎之路：“虔诚的香火救不了我，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了。”于是，端白拾起早年的梦想，成了一个盖世无双的民间艺人“走索王”。与其说苏童是在进行一次历史的叙事，到不如说他在以历史与帝王文化这种极端的形式对人性进行追问与逼视，探讨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角色如何发生变化，人性又是如何丧失、救赎与失败的。所以，对苏童的这类作品，当然不能以一般历史小说论之，倘要谈到历史，也应从其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入手，而不能纠缠于具体的人物与事件。“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按自己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2]“勾兑”确实是一种十分准确而又有趣的说法，它十分突出地说明了苏童历史小说的虚构性与主体性，这也许就是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在对待历史时重要的区别之一，这种强烈的主体性使作家能置历史于股掌。相对苏童对人性的勘探，对人的可能性的追问来说，真的很难说历史与现实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同时，几乎在苏童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对那种对历史场景与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这种感性主义轻而易举地酝酿出诗情画意而使它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颓废的抒情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