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交往各国都有等级，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相应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级进行。专门的外交部门，唐朝叫做鸿胪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册封政治首脑，是中国皇帝（唐太宗开始也称“天可汗”）的权力，而鸿胪卿等是执行者，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职责为招待外宾，“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等位，显然是个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三品已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已下准第五等”。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使者很可能没有官阶，不过唐朝也有安排，即“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换客舍放牧，仍量给刍粟”。（以上引文，俱见《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级别不同，待遇不同，这是那个时代的等级特色。
所谓品阶，就是唐朝的官员品阶，包括职务、将军号和爵位等。国外领袖，获得唐朝的官职，在当时很普遍，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以阿史那思摩为例，他是突厥人，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夹毕特勤”，没有兵权，几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最初封他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五月又册封为“怀化郡王”，将军号为正三品，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很多册封，是具有沿袭性质的，比如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高丽王为辽东郡王等。与唐朝交往各国，率多为附属国，向唐朝称臣朝贡，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应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也称“外臣”。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各国或者只有接受一种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
唐朝对于这种朝贡贸易，有独特的语言描述。对于朝贡一方，唐朝称之为“献方物”，名马、战象、狮子等等，都是具体的“方物”。唐朝有专门的规定，如何接收处置，都有明确的程序和办法。如果方物是药物、食物，一进入唐朝边境，边境的州县就要验收、打包、封印，然后交给使者，同时上报鸿胪寺。鸿胪寺检验无误，通知少府监和市场管理部门，派专门官员检验贡品并且确定价值，然后奏报并送往朝廷，是否引见、宴会等皆听从朝廷指示。使者归国（称作“还蕃”），一定要赏赐（“赐各有差”），地点是朝堂之上，典客署的官员负责引导使者领取，并教会使者拜谢礼节等。为什么“赐各有差”呢？之前对朝贡品的定价，在最后的赏赐环节发挥因果作用，皇帝的赏赐是有依据的，即根据进贡方物的价值决定赏赐的多寡。虽然没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质上就是交易。
唐朝皇帝对外交使节的赐物，并非百物皆有，通常只是纺织品，这就是“赐物”的真正含义。不过，赐物分内外，如果是朝臣，“赐物十段”的具体内容是绢三匹（四丈为一匹）、布三端（五丈为一端），绵四屯（六两为一屯），如果是“赐蕃客锦彩”，则“十段”为锦一张、绫二匹、缦三匹、绵四屯。看来为蕃客准备的赐物更加丰富多彩。唐朝与边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有些物品不许用来互市。根据唐朝的《关市令》：“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同是锦绫等丝织品，皇帝的赐物中有，但却不许互市交易，或许是想体现浩荡皇恩的独特性。朝贡贸易本质上是贸易，但毕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所以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避免。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回鹘曾经援助唐朝平乱，这为唐后期的双方关系带来了长期的问题。回鹘利用互市关系，输送大量的马匹给唐朝，以换取唐朝的绢帛，为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