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
汉唐之际，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唐朝“以我为主”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在唐朝的观念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四夷”环绕着中国，而“四夷”这个观念来之久远，唐朝不过是沿用而已。
“四方馆”，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并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来，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访问、记录，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制度等文字，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
学术界称之为“朝贡贸易”，唐朝对于这种“朝贡贸易”，有独特的语言描述。对于朝贡一方，唐朝称之为“献方物”，唐朝皇帝对外交使节的赐物，并非百物皆有，通常只是纺织品，这就是“赐物”的真正含义。皇帝的赏赐是有依据的，即根据进贡方物的价值决定赏赐的多寡。虽然没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质上就是交易。
外交活动具有能量交换的意义，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匈奴，虽然没有成功，但开辟的丝绸之路却成为当时世界主要文化区域之间的交通大通道。此后，佛教的传入中国，中国文明输入西方，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实现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文化也常常成为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平定高昌，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现。高昌平定，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得以贯彻，丝绸之路东段再次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中。武力是最后手段，不得已才能动用，不能经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没有武力。经常性的外交手段是贸易、是经济，而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还是文化。
当代我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政策，区别于唐朝时期的“以我为主“，现在我们是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来实行我们的外交方针，去异求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