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哪些因素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级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反之则认为冲突会严重。”
“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带有‘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中国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上述这些结论，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主持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调查”，该调查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结集出版。该社随后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和《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使社会广为关注的“中产阶层”问题进一步升温。《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和新近由新星出版社推出的《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等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化语境下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有益借鉴。
在今年2月21日举行的、主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上，李培林是主讲人之一。近日，笔者就理性认识当前社会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专访了李培林研究员。
我们的研究是“事前的研究”
问：您领衔撰写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您能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主旨和特别之处吗？
李培林：中国经济当前正进入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甚至比较突出、比较尖锐。在个别地区，一些集市口角、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征用分歧等日常生活的矛盾，都可能因处理不当而演变成对抗性的冲突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退兴衰。
这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我们的结论不是一种简单的看法和判断，而是来自对经验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思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我们的研究就是尝试着进行“事前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民众未来的社会选择和取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
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社会冲突
问：请问您的研究成果中都有哪些新的发现，最基本的结论是什么？
李培林：我们在书的最后，曾概括了7个主要的发现，在这里不可能一一细说。这些发现多数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揭示一种新型的由价值认同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意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们以往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物质利益矛盾的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问：您能不能说得更通俗一些，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是因为利益问题引起的，价值认识差异真的那么重要吗？
李培林：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比如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说有一个5％～6％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为了保证劳动市场的竞争性而存在的可接受的失业率，超过了这个失业率就会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但实际上，各国的情况不同，很多国家失业率长期超过10％，社会也比较安定，因为有公平的竞争规则和较完善的相关保障制度，人们主观上的承受能力也就更强。
再比如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常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超过0．45或0．5就是超过警戒线，但这也要看人们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的看法。同样的收入差距条件下，如果普遍认为，这种差距基本反映了社会贡献大小和人力资本的情况，那么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而如果都认为游戏规则不公平，富起来的都是靠权钱交易，都想自发地去改变游戏规则，那社会就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问：你们的研究发现，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但在您任主编之一的《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说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却遭到了不少人从常识出发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真苦真穷，学者们还说他们幸福感高，是不是有点粉饰问题？
李培林：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反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产生了一些误解，作为学者是应当道歉的。但结果并没有错误，因为有多次调查的验证。“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
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欲望除以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欲望”大小这个分母。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也不一定就幸福，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也不少。当然，农村的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长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总之，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的。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并不亚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问：您觉得你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能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李培林：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我们对后者的认识，可能不像我们对前者的认识那么透彻和清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注意研究一些社会矛盾的新的特点、新的发展规律和新的解决办法。现在现实发展变化很快，作为有责任心的学者，应当去考虑今后20年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探讨，这项研究还要进行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如果能够完成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和谐社会体制，其贡献、作用和意义会不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实习生 燕舞）
链接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周晓虹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8月出版
3000户问卷分析、300人深度访谈、30个月调查走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5大城市尽收眼底，深入探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现状。认同、消费、休闲、社交，多彩的生活形态衬托多样化的当代社会，教育、品味、参与、媒介，独特的人生选择辉映大时代的中国走向。
《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周晓虹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8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英、法、美等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研究，在向我们展现全球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和内在分化的同时，着力对美国、欧洲和东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全方位地探讨了“中产阶级”这一后工业语境中的全球话题。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
薛涌 著
新星出版社 2005年7月出版
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就开始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