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性地说一个是耻感文化，一个是罪感文化。由此推荐一部经典《菊与刀》，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此有经典论述。
“耻感文化”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鲁思认为：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社会。虽然她没有直接定义“罪感文化”，不过将其基本特征与“罪感文化”作了概括比较：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来行善，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
罪感文化社会的人们按照心中的绝对道德命令生活，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所谓“耻感文化”社会的人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只有当被发现时才有羞耻感，失去外来强制力便要瞒天过海，是缺乏自省力的文化。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行为固然远远低于“耻感文化”所蕴涵的道德水准，不过并未脱离“耻感文化论”所指斥的终极思想本质——不存在恒定的德行标准，即毫无道义可言。
其实，自人类学会用树叶来遮盖耻部开始，耻感就已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并作为人类区别于野兽的特质，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发展出更高级的文化，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鲁思却用“耻感”来定义日本文化类型，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中国的“忠恕之道”，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已经把日本文化的倒退本质揭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