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认识汉字、读出汉字，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样便先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首先是直音法。直音法盛于汉代。这一点在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后代的经学家把这种方法说成“音某”，也是同一个意思。比如唐代陆德明编写的《经典释文》有“拾，音十”。直音法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个字虽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汉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难懂、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用“到”来对“刀”字注音是不准确的，因此必须法“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读音。同样的，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音法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法，就是我们熟知的反切法，又称反音、切。反切法自东汉到清末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汉字标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反切法的起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一、起源于三国魏人孙炎。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孙叔然（就是孙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二、起源于东汉末服虔。日本释安然《悉昙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韵诠》中《反音例》称到：“服虔始反音。”清代的章炳麟等人就主张这种说法。三、来自西域。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反切直学，自西域入于中国，至齐梁间盛行。”四、中国古来有之。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二合音”，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艺文二》卷十五中写道：“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也可能是起源于文字创制之时，清代刘熙载所著的《说文双声》里的《叙》说道：“切音始于西域乎？非也。始于魏孙炎乎？亦非也。然则于何而起？曰：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之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迭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迭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迭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后世切音，下一字为韵，取迭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非此何以开之哉？”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说“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读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称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汉语拼音不一样。现代的汉语拼音是一种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因此，用汉语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哦”，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个、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进行拼音的，它其实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表示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乌寒切”。同样的，即使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一个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许良切”。
由此可见，反切比起上述两种注音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声母，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须借用带有辅音的汉字来作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韵学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谓的“呼”是音韵学中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时期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两种）。例如，“乌，哀都切”，其中“乌”是合口呼，“哀”是开口呼。
在以后历代中，反切被不断改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韵》和《集韵》。虽然都是宋代的韵书，相差只有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切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明代的吕坤所写的《交泰韵》，清代的潘耒所写的《类音》，设计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用汉字注音都会带有局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这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的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几百年以后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切音法，经过改进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字典的最后几页上经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边的那种）。
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就是按照普通话音节的构成规律，把声母、韵母急速连续拼合并加上声调而成为一个音节。拼音的要领是：“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声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
开口呼、合口呼韵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声母都有拼合关系。
撮口呼韵母只同j、q、x、n、l及零声母有拼合关系。
拼音时还要注意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要读声母本音，不要念呼读音（教学中，在声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发出的音叫呼读音）；要把韵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不要把韵头、韵腹、韵尾分解开再临时拼合；要看清调号，读准调值。
常用的拼读方法有以下几种：
声韵两拼法——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拿来跟声母相拼。如：h-ào→（浩）。
声母两拼法——先找准声母发音部位，摆好发音的架势，然后一口气念出韵母，拼成音节。如：拼读bā（巴），先闭上双唇，憋住一口气，摆好发b音的姿势，然后一口念出a，成为音节。
三拼连读法——是把带介音的音节分析成声、介、韵三个部件，拼音时连读成一个音节。如：q-i-áng→qiáng（强）
声介合母和韵母连接法--是把声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拼音部件，再同随后的韵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汉语拼音的由来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中国的回族兄弟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吧。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的。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拼音的由来】——汉字拼音的发明人金尼阁
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 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 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