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医疗改革的看法
针对前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言论，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蔡仁华在论坛上指出，医疗卫生改革的成与败应该全面地看待：全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成效显著。从卫生投入的总量看，占GDP的百分比是逐年增加的，然而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却失衡得严重。在1980年，卫生总费用143亿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51.9％，社会卫生支出占61.0％，个人卫生支出仅为21.2％；而到了2003年，政府预算占到17.2％，社会卫生27.3％，个人支出上升到了55.5％。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凸现。
医改应做到“四降一升”
在政策补贴严重缺失的现状下，医院为了运营和发展，不得不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甚至大型耗材来“创收”。以一项关节置换手术的医疗费为例，其中劳务费占总费用的8.09％，药费占11.98％，而材料费则高达70.82％！
针对这些现象，蔡仁华指出，医疗机构经济政策应遵循“四降一升”的原则：降低药品价格，改革药品收入或加成机制；降低大型设备诊疗项目价格；降低费用高值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达到降低医疗总费用的目的。
单元医疗费“打包封顶”
政策大思路虽好，但给现行医疗体制这个“重病号”开刀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可行呢？蔡仁华开出两个“处方”：
一是政府加大一定程度的医疗投入。蔡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医院的收入结构中政府补贴、诊疗服务费和药品销售比例为100万元：400万元：500万元，药品销售的纯利为500万元×20％＝100万元，那么如果将政府补贴增加到150万元，医院就可以至少少卖250万元的药品，降低百姓的医疗费用。这项改革措施日前已经在上海的两个区试行，长宁区的医院收入有一半已经为政府补贴，这有效降低了人们的看病费用。至于如何约束医院在接受政府增加的补贴之余真正少卖药，蔡仁华认为要建立相应的行政手段并立法约束。
第二个是病种单元服务。把医疗服务项目整合“打包”(如人次、住院日、病种等)，由专家核算出单元服务费用的平均行价，再乘以不同医院级别的系数，即“一口价”。比如分娩，三甲医院顺产费用封顶4000元，剖腹产封顶7000元，多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自行承担，这样可以使不规范的服务项目受到制约，而由于“单元”服务合理节支，相应增加了医院的纯收入。蔡仁华透露，目前北京的专家正在讨论30多个主要病种先试行这种打包收费的模式，这些病种覆盖到目前2／3的常见疾病，预计能够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上涨。
法界观点
大医院转移侵权诉讼费，小医院推脱危重病人
医疗立法应防止医院推脱举证倒置责任
对于医疗界的立法问题，也成为本次论坛上的热点之一。因为医疗行业从事的业务活动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因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强调，医疗立法尤其需要缜密深思。他以“医疗事故的鉴定和举证责任”为切入点，谈论了医疗立法的问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发生医疗事故纠纷时，以前是要患者拿出证据证明医院在医疗中有了过错，而且这个过错造成了患者死亡或者残疾；但现在法律则规定由医院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医院就必须承担责任。朱苏力认为，这样一个立意良好的司法解释，却可能导致一连串的医疗及社会问题。
首先是风险的转移。由于现行的政策使医院发展必须自筹大部分资金，因此医院如果遇到大量的医疗事故赔偿，必然通过医疗服务转移给其他患者，如果一个医院每年有10个这样的侵权诉讼，每个侵权诉讼大概要赔偿10万元以上的话，医院就从每年10万个患者中每人多收10块钱把这个风险转移了。这个医疗费用增加是由于举证倒置带来的。小医院更是担心举证倒置带来的风险，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推脱急病和危重病人，比如让患者赶紧送到省里面的医院去，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患者的费用，而且使一些需要急救的病人失去了抢救时间。
其次，就是医院为了规避风险随之而来增加的大量检查。医院会把更多精力放在防止风险上而不是真正放在关心患者上，这也是为什么得一次感冒医生会让你把验尿、验血、心电图等所有检查都做了的缘故。
另外，整个医疗相关行业人才的流失和变相的流失。如有许多医生去学法律或读MBA，为自己另寻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