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起飞，是指一国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20-30年)内，克服了那些阻碍和抵制该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旧的势力，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停滞状态，并实现了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这一重要概念是罗斯托1960年提出的。罗斯托认为，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而一旦起飞，也就意味着人均国民收入开始了急速持续增长，并且，在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基础上，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业兴办起来，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资本和劳动力进一步支撑了工业化。农业技术的改良、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生活的变化等“排斥因素”和工厂数量增加、工资提高等“吸收因素”，促进了劳动力的加速流动。这一切都表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突变或质变，跨出了传统社会的循环圈，进入了经济大规模持续增长阶段。
罗斯托认为，要实现起飞决非易事，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第一，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第二，有能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第三，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保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一和第二两个条件与工资成本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为低廉的工资成本，是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的基础；同样，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及所形成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整个经济的不断增长就有了依托，从而经济的起飞就有了现实的依据。正如罗斯托所说的：“当工业浪潮涌现所要求的其他条件成立时，特别是工业企业家涌现，现有工业技术被充分掌握，以及具有了最低限度地组织培养一支工业劳动队伍的能力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奠定了与较发达经济进行有效竞争的基础。”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向前发展，中国基本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起飞。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展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还将持续快速增长，并最终实现起飞。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论证，特别是在进入持续增长的条件上。徐长生教授认为，从时间上看，“中国经济起飞的全过程大致要持续30--40年”，“理由主要有三点：1)中国拥有12亿多人口，潜在的国内市场容量巨大，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与西部之间，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需求呈阶梯性和连续性特点，从而可以大大推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终所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这一瓶颈约束；2)中国的国内年储蓄率已超过35%，利用外资已位居世界第二，二者合一，可以便今后十多年中国保持近40%的投资率(总投资／GDP)；3)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仍将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的一个武器。”显然，上述三个理由正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起飞的三个重要条件。
上述三个条件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应该说，它们之间密切相关。因为国内市场容量的扩大，需要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去支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其实质就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样，国内储蓄率进而投资率的大小也与人们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显然，在这三个条件中，工资水平的高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的确，劳动力成本低或工资水平低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起飞条件和优势资源。这种优势资源表现在：第一，为中国许多产品的市场竞争提供优势。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轻工、纺织、服装。在全球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划分中，至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中，中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形成中国产业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劳动力的低成本也是吸引国外投资者到中国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外商到中国投资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这就形成中国加入国际分工的一种模式或切入点。第三，也是中国从依托劳动力的资源优势逐步深入到国际分工过程中，透过学习，在国际分工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位置。因此，劳动力的成本低廉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和起飞条件。
正是借助于这一条件和优势，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对外贸易方面有了飞速发展，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正是借助于低廉的工资成本这一条件和优势，使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廉价劳动力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巨大的市场，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产品加工和制造基地；但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并不强，产业结构也不太合理，而且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相对较小。所以，中国即使劳动力很低廉，也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太多的份额。中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要想在外贸中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就必须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扩展。这些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相当大，仅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空间容纳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都是紧密相连的。这些结构变化，在收入方面的表现就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劳动力价格或工资水平的提高。因此，适度的工资水平，即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水平应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
工资水平问题是个收入问题，收入问题不仅有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个收入水平的问题。当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其劳动报酬即工资增长得快不快，工资水平高不高，自然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工资水平一直比较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的结果：既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尽管改革开放后，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总的来说，仍然不高。可以说，还是属于低工资水平。目前，低工资制已经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到经济起飞。比如对消费的影响，即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问题。近几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一直是我国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驾强有力的马车。但目前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显得强劲，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显得不足。一般来说，一国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消费倾向和购买力水平。其中，购买力水平的高低对最终产品的消费、从而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再比如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受到歧视，他们不仅工资水平低、工作待遇差，与企业主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由于主要从事低技术水平的简单加工业生产，这使得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力难以持续得到发展。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年年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打工的农民工有几千万，但他们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跟城里人仍然是“两张皮”的关系，被市场所分割。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仅未来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难以形成，而且未来还可能出现一方面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危机，另一方面却是相当多的农民工难以进入产业技术工人的行列，难以融入工业化进程之中。
显然，工资水平高低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起飞，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大问题。那么，从目前看，中国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们看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高资本投入。从统计资料中我们看到，在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都维持在 35%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40%。而支撑高投资率的主要力量则是高储蓄率。我们知道，储蓄率的上升是与最终消费率的下降相对应的，消费需求不旺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中重要原因是消费率偏低，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广大人民收入水平增幅缓慢。其他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在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之上时，GDP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增长将明显加速。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这意味着人均收入或工资水平也会相应有一定幅度提高。然而，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GDP增幅一直较高，而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上升或持平的年份不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我国积累率已经过高，工资水平偏低呢?众所周知，积累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到工资的增长，影响到消费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起飞。
工资作为收入问题对经济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结构的极不合理问题。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为指标，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表现在：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三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四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也过大。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工资外收入（包括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以及非法收入。这些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仍然是靠低工资作为其收入来源，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之势。最典型的实例是普通劳工与私营企业主之间，一方是持续的低工资，而另一方是由持续的低工资带来的财富的积累，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毫无疑问，较低的工资水平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工资问题还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工资起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从我国目前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多年来的失业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2000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15.9%，而其就业人员却占50%，属于过度就业；第二产业产值占50.9%，其就业人员仅占22.5%，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虽然有就业的空间，但由于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较高使许多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受到限制；第三产业产值占33.2%，从业人员占 27.5%，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50%以上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对劳动力的成本或工资水平要求也不一样；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农民工缺乏有效的保护，工资被压低，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而垄断行业在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工资的同时，还阻隔了就业，以致在全社会形成不了均衡的工资，工资差距所形成的诱导机制的功能丧失，工资对劳动力配置的功能大打折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提升也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上述三个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却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亦和工资水平相关。这就引出本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经济起飞阶段，我国工资水平是否合适，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
四
法国经济学家帕斯卡尔·拜伊和阿莱因·穆尼耶曾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的问题，其答案可能就是本文的主要假设(如果能得以证实的话)，即工资成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或许只有从工业化与工资关系结构的联系中，才能找到解释不同国家特有的工业化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关系近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工业化迅速向新的地区扩展的原因。”这一论断虽然未被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由，但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工资水平给各国经济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工业化道路模式尽管不同，但从其工资变化中，确确实实反映出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他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其工资水平的变化，就深刻反映出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亦充分体现了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内在性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且收入差距较小，而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在促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就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时，又促使经济进一步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消费品领域和相关的服务。由于实际工资、以工资为收入的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具有了内生性。”这可以说是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反观中国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感到：二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很快，GDP的增速类似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起飞时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又不具有很好的协调性，突出表现在上述三大结构不合理方面，即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低工资制度仍然受到传统体制下行政配置资源的强大惯性的影响，二是目前的低工资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压抑，以致使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不仅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还可能从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延缓经济起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笔者认为，首先在理论上，我们应深刻认识工资这一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我们还应深入到经济体系内部，认真探寻能够有效保证经济起飞的工资调节机制。在实践上，一方面我们应加快改革步伐，破除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破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健全并完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价格在市场上能正确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把握工资关系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便在国家范围内就利润／工资之间的比率以及消费品生产／资本货物生产之间的比率进行调节以期保持平衡，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联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融入到工业化进程中，使工薪收入者在整个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一、二、三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不仅如此，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是以提高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为目的，工薪收入者的格局应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层”的形成不仅能从分配的结果上较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又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奠定基础。
总之，正确认识工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确定适度的工资水平，以保证经济最终实现起飞并顺利进入持续增长阶段，也就是笔者所思考并希望得以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仅能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的流动，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对企业的积累，对城市、农村的发展，以至于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迁将是十分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