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国背景之比较：
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自古以来的边患均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日本则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先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当19世纪在同样的面临来自西方的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两国的反映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这也可从两国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的变革纲领性文件中看出。中国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其后的行动。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