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这是因为，促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都可以从收入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
，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分好这块“蛋糕”就变得越来越关键——不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