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军阀之一北海太守孔融是让梨的那个孔融吗?

2020-06-24 综合 154阅读
首先回答你,就是他。
孔融
孔融,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孔融(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魏文帝曹丕悬赏征募他的文章(《后汉书·孔融传》),誉为建安七子之首,叹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申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荐祢衡疏》力荐青年才士祢衡,要求"令衡以褐衣召见",称赞祢衡"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盛夸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从人情友道、宰相惜贤等方面讽谕曹操解救被孙权围困的盛孝章,义不容辞;至于讽刺曹丕纳袁熙妻为妾,比喻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与曹公书》);嘲弄曹操远征乌桓,可以把从前"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一并查究;反对曹操禁酒,则发怪论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都可见文如其人,以才气取胜。所以曹丕论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
孔融诗今存5首。《临终诗》抒泄忠悃孤愤之情:"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风格与无名氏古诗相近。题一作《折杨柳行》(《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亦可见当时古诗与乐府五言往往相混。其六言诗 3首叙汉末董卓作乱及曹操迁许史事,为咏史一类,而语言通俗,叙史简明。此外,《古文苑》载有孔融《杂诗》2首,但《文选》李善注引屡作李陵诗,真伪莫定。而其诗亦近无名氏古诗一类,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系入《李陵录别诗》。
孔融著述,《隋书·经籍志》载《孔融集》9卷,已散佚。今存其集都是明、清人辑本,通行本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 1卷。孔融文又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其诗又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汉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汉末大名士——孔融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是旧时为学童开蒙的基础教材《三字经》中的一段话,如今的青年人对它大约是陌生的。这里所说的四岁让梨的孩童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汉末鲁国人,孔子的二十世孙。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孔融少时成名,几次辞谢了州郡的辟举,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后汉书·孔融传》,以下引文凡未另注明者均出此传),开始步入仕途。因出任北海(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相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建安年间,孔融先后担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这时曹操专权,他与曹操政治上颇有分歧,每多乖忤,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曹操所杀。孔融生值汉室之乱,历经桓、灵、少、献四朝,一生“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终因书生气太足、锋芒太露而不见容于当权者。然而孔融生性耿介,扬善嫉恶,不仅名重当时,“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而且很受后人称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那么,这位汉末大名士的性格和为人究竟如何呢?
从神童到名士
《后汉书·本传》称孔融“幼有异才”。又据《融家传》记载,孔融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在他四岁时,每次兄弟们一起食梨,哥哥们都拿大的,他却总是拣小的。家中大人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我小儿,法当取小者。”为此,他受到孔氏宗族的夸赞。十岁那一年,孔融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名声极大,“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但是他“不妄接宾客”,不是当世名人和通家都不获接见。而孔融还是个孩子,却偏要见见李膺,他对李府守门者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李膺请他进来后问他道:“高明(称对方的敬词)祖、父与仆有恩旧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他小小年纪如此聪慧,是个“异童”(《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
三年后,父亲亡故,孔融居家守丧。他此时好学勤读,博涉该览,渐为州里所重。东汉桓灵之际,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蔽塞言路,打击异己,在朝野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当时山阳张俭为中常侍(宦官首领)侯览所怨,被迫四处亡命。张俭因与孔融之兄孔褒有旧,逃避到孔家,恰巧孔褒外出,只有十六岁的孔融在家。张俭见他年少,起初不信任他,孔融说:“兄长虽然在外,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于是把张俭藏在了家中。不料事情泄露,孔融与其兄孔褒一同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只好呈请上司处理,结果上面下诏问了孔褒之罪,孔融反倒因而声名显扬了。当时平原的陶丘洪、陈留的边让都是一时俊秀,孔融与二人齐名,成了当时的大名士。
孔融虽然是“大圣之后”,又在时事动乱的年代成了名士,也曾自许大志,表示要济危靖难,匡扶汉室,但他却缺乏政治识见与匡济大才。在任北海相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建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等方面,至于说到用兵打仗,这位大名士可就出尽洋相了。他在北海曾多次被黄中起义军和哀绍的人马所围困,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九州春秋》)。一次他在都昌被黄巾军管亥部所困,多亏刘备派兵救援才解围而去。又一次在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兵把孔融围在青州,一连数月,城内守兵只剩下百十来人,形势危在旦夕,而孔融却“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同前)。结果只落得“城坏众亡”,自己仅以身免,妻子儿女全都做了俘虏。一方面由于自视过高,议论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又因为所任非才,这样,在豪强纷争、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孔融虽然“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同前),但终究是无所建树,充其量只能做个名士而已。
荐举贤良 诱益后进
孔融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他历官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在北海时,他先后荐举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请朝廷为当时著名大儒郑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孔融做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他感慨地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这种“喜诱益后进”的作风是始终不渝的,晚年任职少府时,还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他在《论盛孝章书》中十分同情“困于孙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叹“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希望曹操能向贤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残年哭知己”之感(谢翱《西台哭所思》)。建安元年,孔融结识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祢衡。祢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刚傲,疾恶如仇,唯独与同他性格相投的孔融、杨修友善,而孔融也非常赏识祢衡的德才,上书给曹操称道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荐祢衡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建安作家,终于因为性格狂傲,不容于当世,而过早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祢衡的死,无疑是预示了孔融命运的结局。
跌荡放言 刚直见杀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孔融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孔融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孔融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无稽之谈不断见诸正史,那么,我们不得不佩服孔融的胆识了。
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早年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彪,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且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三国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姐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对于孔融的一再与自己作梗,曹操是早怀嫉恨的,只因当时北方形势还不稳定,而孔融的名声又太大,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对孔融下手了。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就是孔融以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那段言论。这样,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孔融的死固然很大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与曹操的妒贤害能也不无关系。今天为曹操翻案的人无不称道他的爱贤、求贤、用贤,然而同时也忽略了曹操有时不免心胸狭窄,妒忌贤才、扼杀贤才的另一面。曹操的诛戮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不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吗?
“体气高妙”“杂以嘲戏”的文章
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见《典论·论文》)。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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