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官职
东汉的中央政府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省官就是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宦官。宫官最主要的机构是尚书台，就是皇帝的秘书机关，管理的是章奏文书、起草诏令，由宦官控制。
外官就是三公九卿，职责是辅助皇帝主持国家政务，由外戚控制。东汉的实际政务都掌握在尚书台，所以外戚和宦官的争斗由此而来。军事方面相当于三公九卿的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
地方官职有州刺史（后改州牧）、郡太守，之下还有县、乡、亭等。虽然东汉末年中央政府一团糟，但地方政府却因此而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州刺史改州牧后，不少地方政府更在日后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的一份子。
群雄
不是由地方政府转变过来的群雄一开始都没有自己的封地，但地方政府和豪族都愿意帮助有志于天下的英雄豪杰。豪族和富商提供钱猴资，地方政府提供地盘和承认其合法性，得到帮助的英雄豪杰组织自己的势力，建立幕僚团和私人部队，给地方和地方政府保护，使其免受其他势力或农民起义的骚扰，双方都从中得到好处。
没有封地的群雄是不能也不会去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的，因为英雄豪杰的发迹是靠赞助而不是靠税收得来的。游戏里将群雄和一般的地方政府混为一谈是大错特错的。
当群雄的势力稳定了之后就会去拉拢原本中立甚至是敌对的地方势力，群雄之间的纷争由此而起。
人才
有才能，有志向的人一般都会主动找适合自己的君主出仕。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有优厚的待遇等都是考虑出仕的重要因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开始就找到能侍奉终身的君主，毕竟生命和生活的比所谓忠义更来得实际。而且不但要考虑个人的问题，还要考虑部下、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问题。
但并不是没有一生只忠于一主的人，其中一种是有知识、有远见的才能之士，这种人一开始就能选择正确的君主，可以完全解决待遇、家庭的所有问题，所以能够从一而终。还有一种是失去家庭、没依靠、没顾虑的人，遇到第一位善待自己、赏识自己的主人，就有如再的生父母，所以能够为其卖命一生。
职务
一个势力集团的人才一般分为三类：参谋幕僚人员、行政文职人员、军事作战人员。参谋人员的工作就是收集、分析情报，为君主出谋划策，还要随军出征担任军事参谋。单纯的参谋工作是没有实权的，所以谋士必须获得君主的信任从而得到实权。谋士之间有时还会为此而明争暗斗，而在斗争中落败一方的下场是很惨的，这也是古代谋士的悲剧。
行政人员则负责处理实际的政务，肯做行政的人一般都是没有野心、实事实干的人。但正是这班人掌握着整个集团的根基。
军事人员当然就是管军事。将领的能力并不是如游戏中一样有直观的数据能表现其能力。通常嫡系的将领和经验丰富的将领较易获得君主的信任和获得出战、晋升的机会。欠缺经验而又非嫡系的将领，就需要在后勤工作或在大将麾下不断积累经验和君主的信任。
军事
东汉,汉末群雄和三国都将军队分为外军和中军两部分.实际上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中军里.所谓外军其实只是各地方政府和关口的治安力量,但有时也会征调地方部队去作战.中军才是真正用于作战的部队.
中军又分近卫军与非近卫军,近卫军就是君主身边的军团,负责保护君主的人身安全,由一名大将统领.由于群雄也常常亲征,所以战时就作为君主的直属部队.三国鼎立后君主的亲征少了,近卫军就作为平定国内叛乱的部队.
中军中的非近卫军才是对外作战的主力部队,平时的军务由数名大将军管理,战时再派大将统率出征.虽名义上是中军,但实际上军队都常驻在外.蜀国初期分成前后左右四大军团,后期则被诸葛亮全放到北伐战场上.魏国则在边境设立军区军团,但任何军事行动都要奏明君主才能行动.吴国则将军队放到边境地区,分散地设立都督区,有战事的时候再委派一大都督统一指挥.
部队
每个武将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嫡系部队，部队里每位将士都是跟随武将征战多年的职业军人，作战力和忠诚度有普通部队的好几倍。除了嫡系部队以外一支军队里还有各种的部队：新入伍的部队、临时调动配给的部队、毫无作战能力的后勤部队、甚至还有从敌军里收编过来的部队等等。一支军队的作战能力主要是于嫡系的直属部队，所以才会有以少胜多的战争。
因为只有经一个将领的多年带领才会被编入嫡系部队，但由于战争的不断变化，非嫡系的部队会经常地被调动和重整，所以嫡系部队的补充和增加是非常困难的事。在战争中由于嫡系部队是主力，所以伤亡率是非常高的，而非嫡系的部队逃兵率和投降率也是非常的高。
将领的实际能力在某个方面可以以嫡系部队的多寡来衡量。一方面骁勇善战、管理得当的将领自然能保存更多的嫡系部队，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更多将士的爱戴从而得到更多的嫡系部队。更多的直属部队自然就有更强的战斗力。
整编部队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情，需要对每个士兵进行重新的登记和编排，还有武器猴资的重新配给。部队和球队一样，需要配合，整编过后的部队，由于士兵要重新适应，所以作战力是会大幅下降的。
战争
军团是军队里最高的一级单位，但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他不负责任何地方的行政工作。一个军团里有参谋部、参军部、各将领部队、后勤部队、后备部队等部门。如果说君主的参谋是战略参谋，那么随军的参谋就使战术参谋。
除了各武将的直属部队以外其余的部队一律由大将军和参军统一指挥，在决定与敌接触作战时才配置到各个将领。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如游戏里你一拳我一脚的斗殴，战争讲究的是情报、形势的分析，战术的运用，战前的部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要一交手，胜负立判。
当然也会有相持的时候，但却是战术的相持而不是战斗的相持，相持的目的最终是亦为了在决战中取得优势。相持时战术和计谋的运用和反运用是取得优势的手段。
作战
战争进入到对阵阶段,就是决胜负的时刻了.此时讲究的是排兵布阵,士气运用和进退得当.虽然每个武将多多少少都会点武功,但除了少数狂人之外,很少武将会参与战斗,最多也只是击一下鼓,做做样而已.因为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枪林弹雨(是刀林箭雨).夏侯敦的一只眼睛就是这样丢掉的,关云长更是中箭专业户.
除了野战之外还有攻城战.攻城战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在倾盘大箭的环境下敲开上百斤重的大门,而且在开门之前不能对敌人还手.守城一方通常能以一当十,所以孙子说攻城是最下等的战术.攻城战中也会用到一些非常规的作战手段,开隧道,水淹等,还有各种大型兵器,霹雳车,箭楼等.还有最无奈的方法就是围城,打消耗战.
经济
东汉末年的经济还基本上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环境,当时的货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充其量只是充当着找零的作用.自耕农将每年收成多余的部分拿到市集交换其它的生活用品,遇到不能等价交换的时候才收取少量的货币.商贾之间的交易亦是如此.所以在游戏中设立金钱这个物资是完全不合理的.
东汉政府虽然名义上有货币,但亦不将其作货币看待.政府官员的工资就是以石(即粮食)来计算的.在董卓当权之后更是大量制作钱币,令到其迅速贬值,就更没有人愿意用货币进行交易了.到了三国时期,蜀国在诸葛亮等人的治理下重新铸钱,货币制度才得到稳定.而魏国衡国则尝试使用旧币和用实物代替货币,都不能成功地稳定物价.
东汉的工业有采矿,铸铁,造船等.全部由政府或由政府指定的少数资产阶级和权贵所垄断.工业产品大多是为政府服务的,实际上即是为战争服务:造兵器,造战船,铺路筑城等.
社会
东汉末年经历了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给平民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所以到了三国时期,各政府都采取了较开明的政策,压制豪强,鼓励农民自耕自足.三国鼎立后自耕农的赋税达到政府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东汉末年战争连年,百姓普遍厌战,出现大量的逃兵,兵役制度已经完全被破坏.三国时期各政府为了保证兵源,都实行了兵籍制,将士兵家庭的户籍与普通人民的户籍分开.士兵必须一世当士兵,士兵的儿子也要当兵,而且只要进了兵籍巨法再转回民籍了.
除了自耕农和兵户之外还有一类就是土家,土家即是在外作战的将军在国内的整个家族.虽然土家比普通黎民百姓地位要高一点,但为了防止武将在外作战会叛变,土家会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万一武将打败仗甚至真的叛变了,那么整个土家族就要受到惩罚甚至满门抄斩.
外交
其实严格来说并不可以称为外交,三国鼎立之后的交往才可以称为外交,群雄之间的对话只能称为交涉.而且群雄之间是没有正式同盟或交战的概念,因为群雄不是国家,也不是诸侯,仍同为一朝汉臣,不可能定下什么盟约,更不可能一反面就以后都老死不相往来.只能说是对谁好一点对谁不好一点而已.而且群雄之间的利害关系很微妙,今天可能还在联婚,明天就可能兵戎相见了.刘备,吕布和袁术三者的关系就是如此,更何况他们三家还有共同的敌人曹操.
除了微妙的利害关系之外还有对立立场关系,像曹操,刘备两家就是典型例子.还有仇恨关系,像孙策和刘表,曹操和陶谦.
外交工作者的工作其实就是向交涉方陈述其种种的关系,争取被交涉方的和解和支持.有时交涉的对象是第三,甚至是第四者,那么,个中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刘备在得到益州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整和跟随自己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与本土的豪强宗族这两大势力的利益，以便为已所用，但是二者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荆州集团代表人物之一，已经阵亡的庞统在入川之初就和刘备说过“荆州荒残，人物殚尽……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所出必具，无求与外，今可权借以成大事”，这说明荆州集团已经不满足于四战之地的荆州，他们把目光伸向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而这也是符合当初诸葛亮的隆中战略的。
但是随着大批荆州官僚的进入，势必引起两大集团的碰撞，如一开始“亮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且客主之谊，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就是明显的例子。法正虽然是支持刘备入川，但是在本土豪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看到了这种不满所蕴藏的统治危机，所以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也确实是如诸葛亮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对地方豪强一味的妥协只会走刘璋政权的老路，但是根本的利益冲突才是矛盾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刘备虽然号称仁义之师，不过为了褒奖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还是“时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由赵云劝谏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有些纵容属下“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竟取宝物。”结果导致“军用不足”。然而刘备不仅没有制止暴行，还采取刘巴的计策“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以合法的政府经济手段来搜刮地方豪强的囤积多年的财富，尤其是“铸直百钱”，简直就是对地方土著豪强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以至“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虽然刘备也实行了诸多怀柔政策，如和豪强联姻，许以高官等等，但是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尤其是刘备所制定执行的一系列火上浇油的政策决定了中央政权和地方豪强的矛盾无法彻底得到解决，一旦中央政权出现危机，地方必然会出现波动，甚至有可能依靠自身发展多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对抗。矛盾虽然是无法避免和从根本上解决的，但是其激化程度以及贯穿于蜀汉政权始终的政治现象的确实是蜀汉地方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地方宗族武装之反抗
中央和地方虽有权利之争的矛盾，但是还是有着包容之处的“封建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还公开或默认宗族团体自己实行调处权和制裁权，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宗规与国法共同源源于礼制规范，宗规与国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法与族规的相辅为用，乃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论的具体体现。”而且
自西汉以来地方宗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王莽的篡权以及东汉的建立都有当时地方宗族豪族的身影，刘秀册封的“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地方大宗族领袖，而在东汉末年宗族武装对于平叛黄巾起义也起着重要作用，并且纷纷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魏蜀吴的政府首脑人物以及袁绍等曾经名噪一时的割据军阀背后都有宗族豪强的人力物力支持，已经进入中央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有多大程度的和平共处决定了其政权能否长治久安，遗憾的是以刘备为首的外来势力在进入益州本土后，对于本土宗族豪强的处理方式与刘璋时代相比有些矫枉过正，打压过度而欠沟通，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长期对峙，造成两败俱伤。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双方共同造成的。</P首先作为中央政权，如前面所说的，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而对地方豪强打击剥削为主少扶植利用的话那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一点随着经济的复苏作出调整，其影响是暂时的，其手段也是必须的，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大量吸取刘璋旧臣而冷淡地方豪强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分化了益州上层氏族与地方宗族则是不可取的，无论是法正还是许靖，董和，刘巴等人都不是纯正的益州豪强在中央政府的代表，而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而率领宗族入蜀，也是属于外来势力。
刘备政权保存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错，但是他不应该忽视真正的本土豪强的需求，廖立，杨洪，费诗，僬周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视却根本就不是实力派掌权人物，更多的是一种粉饰和摆设，充其量也就是一郡之首脑，如兢兢业业的吕凯（永昌不韦人也）终其一生也就是云南太守“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这就使得他们感到了失望，再加上刘备的强权政策与软弱的刘璋政府完全不同，使地方宗族昔日风光不再（廖立之没落结局“终徙所”就是本土豪强集体政治失意的缩影）。逆反抗拒心理进一步增强。也使得他们更多的采用了对抗的手段。而对抗的结果就是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丧失了和解的可能。
“章武二年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本来刘备东征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荆州集团继关羽败亡后再次遭到重创，益州上层氏族也损失不小，带来了权利真空，如果地方宗族能够审时度势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以获得利益的好机会，遗憾的是由于积怨太深，地方豪强以为时机以到，于是选择了武装反抗，结果率先起事的黄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落得个“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的下场。其直接的影响就是在不久之后刘备托孤时依旧维持了先前的政治路线，蜀汉政权由原两大势力
的代表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把持，而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地方宗族势力在中央政权中仍然没有话语权人物。在这一次直接冲突中是没有赢家的：地方豪强的轻举妄动丧失了来之不易的政治主动权；中央政府对地方豪强进一步不信任，更坚定了排挤打压为主的政策，为日后的人才断档危机埋藏下了伏笔。</P在黄元事件后，地方宗族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建兴元年夏，太守朱褒拥郡反”而且“南中豪率雍垲踞益郡反，附于吴”，使得蜀汉政权实际控制区域不足一半，但是诸葛亮计高一筹“遣尚书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使得其外援被斩断，然后亲自南征四郡，不到半年就平定了这次叛乱。不过诸葛亮从屡次的骚动事件中感觉到一味的镇压不足以长治久安，也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欲以安之”，在平南过程中又“攻心为上”，使南方豪强代表孟获声明“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已”而且在平叛之后又“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错误的政策，缓解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之间的敌对情绪。
但是中央政府根本的思路方针并没有变化，诸葛亮时代延续的还是刘备时期的思想，看中的还是地方富裕的物质资源，诸葛亮平南之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就是明证，地方豪强依旧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政治上仍然是处于弱势地位，为中央政府提供日常及战事开支是其主要使命。结果时间一长，再度失望的地方豪强们又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尤其是在后诸葛亮时代这种反叛频率也越来越快，而蜀汉政府也失去了诸葛亮执政时的耐心（威望也不够），只是一味的武装镇压。其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地方豪强不仅没有争取到与之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反而进一步蒙受了损失；中央政府的粗暴单一镇压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自身也损失不小“延熙三年，向宠征汉嘉蛮夷，遇害”“云南太守吕凯……会为叛夷所害”“延熙十一年秋，涪陵属国夷民反”“延熙十三年涪陵豪族徐巨反”等等，这都使得原本就最弱小的蜀汉政权更加衰弱下去。最后在邓艾兵临城下时，作为在益州纯正本土代表之一的僬周（巴西西充国人也）发表了“若至南方，外当踞敌……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的言论之后，中央政府的象征人物——刘禅在“罗宪以重兵踞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的情况下选择了开城投降。
三两败俱伤的对峙
无论是刘备刚刚进入益州时期还是诸葛亮以及后诸葛亮时代，蜀汉中央政府的地方政策都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个别特殊时期，中央与地方宗族基本上处于对峙状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一定武装的地方大族迟迟无法在中央政府有他真正的利益代表，蜀汉政权又以经济剥削为主，使得武装冲突时时发生，一直持续到蜀汉末期。</P邓艾兵临城下，刘禅拒绝依附东吴和逃到时刻暗流涌动的地方宗族势力那里寻求支援和东山再起，就这样，缠绕了蜀汉政权近半个世纪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宗族武装之间对抗的梦魇在它灭亡的时刻结束了。地方豪强们虽然得到了解脱，但是失去了几十年的宝贵发展时光，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为自己在某几个阶段的错误判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主要的责任还是要由蜀汉中央政府来负责，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地方宗族的实力和丰厚的人力资源，而只是关注到最表层的经济利益，简单粗暴的管理和鼠目寸光的经济掠夺虽然在短期内聚敛了大量财富，但是随之而来的地方宗族的激烈的反抗所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这种内耗造成了蜀汉政府后期统治基础薄弱以及人才资源的匮乏的局面，从而付出了亡国的惨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