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萌动的历史动力。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吃惊于“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小国”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不是败于人力，而是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于是有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由此引发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单是军事的现代化是不够的，于是又出现了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然根深蒂固，气象初显的现代化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文明弊端开始暴露，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文明兴起，此时，走西方的道路已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场关于中国富强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考和争论开始了。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都表现出了学习对象的转变和现代化意识的变化。但历史证明了：“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现代化萌动的社会基础。世界现代化的起始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扩大税源而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外国资本大肆侵入在客观上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12—1919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迅速发展的“短暂春天”，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发展实业，涌现了“南张北周”（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等著名企业家，在此期间还出现了1912—1913年成立工商公司的经济热潮。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工商阶层迅速增加，开始要求根据现代化进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文化上的变革；新兴知识分子阶层迅速增长，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如鲁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詹天佑、陈省身、颜惠庆等人均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活动领域的领军人物；军阀和士绅阶层迅速变化，尽管这些人与旧制度的关系千丝万缕，但为了生存、不被淘汰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大多从本集团利益出发，或发展经济、开明政治，或重视文化、提倡教育，都对现代化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农民的分化以及无产阶级的壮大，都为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萌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日本侵华和苏联的迅速发展成为其国际诱因。资本主义曾经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并在一段时期内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它无法解决自身的痼疾和跳出经济危机的怪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也更为严重，这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得到证实。大危机由美国爆发，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导致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上台。日本为了转嫁危机和建立世界霸权计划，开始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长久以来人们“实业救国”、“救国图强”的愿望重新激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带着对西方文明的质疑，人们被苏联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和巨大的建设成就所引导。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苏联社会主义辉煌造成的巨大反差，使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先进人士们更具有务实性和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