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大厦的重要基石。孟子更是发展了他的政治哲学――仁政。当前，党和国家高举“以人为本”旗帜，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承扬。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儒学，注重对其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次讲座也就有了普遍意义。
孙教授学识丰厚，讲授旁征博引，内容深刻翔实，谈吐饶有风趣。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大家如欣赏音乐一般听得津津有味。我当然也从中获益匪浅，领悟颇丰。然而终因知识面太窄，悟性过低，水平有限。有所感更有所疑问。讲座行将结束，我方要抒己愚见，提问环节却就此结束。孙教授毕竟事务缠身，百忙无暇。我只有遗憾而归，存疑而问不得，便扪心自问，置身哲思乐章之中独自回味绕梁之声，恍惚中得此“弦外之音”，姑且弹拨于此。乐理不精，敬请包涵。对于该同学的提问，孙教授的回答模式与我以上分析基本无异。尽管这样的解释足以使该同学口哑心服。但愚以为，作为学术研究这样的分析逻辑上是欠严密的，内容上是不够完整的，态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下面我将从孔子“正名”的思想作一点拙陋的解释。
我们都知道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对经书作了新的解释。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对个人与社会、人与天、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能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要的是“正名”。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国君应有的品质，即有“为君之道”，一个国君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是名符其实的国君，不仅有君之“名”，而且有君之“实”。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国君不行为君之道，他就是空有其名，实际上他配不上“君”的名。因此，历史上王者无道，天下群诛之；人者无道，亲友皆叛之。
这样分析是不是更好些呢？是不是更有益于消除类似该同学的误解呢？当然，“正名”之目的并不在此。孔子“正名”思想，意义重在明确社会生活中，各有责任和义务，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
第三乐章：“忠恕”之道，君国有别
缘于上一个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孔子思想的“忠恕”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辟，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原，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中庸》）“忠”和“恕”的原则也是“仁”的原则。“仁者，爱人”，“泛爱众”。要感恩与人，施恩与人。甚至要人虽负我，我决不负人，以德报怨。对陌生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待尊长呢？难道父对子不慈，子就可以对父不孝吗？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可以。难道国君无道，使得百姓遭殃，臣民就不可以诛之吗？我们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父母生养之恩，重若泰山。纵使父母有种种对不住子女的地方，在道义上我们仍须孝敬父母。但国君无道，使得百姓遭殃，对此无道昏君，不诛之无以泄心头之恨，无以救万民于水火。再者，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几千年朝代更迭就是最有力的例证。然而古人对此的看法却与今世今人之观念有异。古人认为“君命受之于天”，“君权神授”，国君无道自有上天来惩罚他，身为臣民是不应惩罚国君的。故弑君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也。造反的也往往标榜“替天行道”的义举。既然国君已不再具有“君”之实，已沦为“盗”，因此造反也就名正言顺了。
孔子创立的儒家德性哲学，是以一种纯朴的世俗性把血缘关系社会化的伦理精神。孔子的政治法制观念，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伦理精神。但在血缘关系社会化的过程中，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父母养育子女，故子女应孝之，而臣民并非由国君所养，恰恰相反，是臣民养育了国君。懂得这点就不难解释以上两个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回答。此外，国君与国家有本质区别，爱国也并不等于一定要爱君，当国君行为君之道时两者有一致性。倘若君之无道，两者很可能是完全相对立的，若在这时候还拥戴无道昏君，助纣为虐，无疑是人民的公敌、国家的罪人。在忠君与爱国这个问题上，孰为重？孔子是深谙此理的，故曰“利国之谓仁。”
第四乐章：熟谙博采，中允而立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实干家。已知天命的孔子在混乱的政局中奔走呼号。悠悠十三载，他周游列国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思想，终不免四处碰壁，犹如“丧家之犬”。然而，孔子又是如此坚定如此刚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理想，真可谓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未悔也。
孔子晚年，周游列国，无功而返回鲁国故乡，投身编书，三年后逝世。毫无疑问，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但孔子的思想并非全是积极入世的。一个人的思想是复杂多面的，而且往往如陈年佳酿，随着岁月风尘的积淀愈加芬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晚年归国的孔子历经混乱政局的风风雨雨，对世界对人生的领悟更深入了一步。对孔子思想的出世成分，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出世思想，我们不可视而不见。《论语·先进》中“子路曾西冉有公西华侍坐”篇，孔子对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谓然赞叹。晚年的孔子，隐逸自然，欣然山水的思想是不浅的。如果我们偏执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孔子又说“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治学之道，贵在熟谙博采，中允之功效方立。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同时也注重解构分析。分析局部时兼顾整体，还要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
通篇回首，一言以蔽之，听此讲座犹如欣赏高妙的乐章。梁动尘飞，余响不绝，我只得此弦外之音耳。限于水平，尚有些许愚见未能诉诸笔端。谨此收束拙文。至于其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之处，望多包涵
第一乐章：“仁”源“人”，人字有“中庸”
一切思想文化皆因人而生。孔子因“人”而立“仁”，创立了“仁”的学说，为的是规范人，引导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研究“仁”就必须研究“人”。人要走正路。怎样的路才是正路呢？不偏不倚即为正，不左不右方为中。中与正紧密相联。人吃东西不可过量，否则就会撑坏，也不能吃得太少更不能不吃，否则就会饿倒。穿衣亦同此理，宽窄、厚薄要讲究适中。人就在这样“适中”的状态下生活着，繁衍生息。
以上仅从常理作了简要分析，其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相同的结果也不难找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古人以为人来源于天地之气交合的中和之气。“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灵枢·九针》）一为天，二为地，三为人。而天为阳，地为阴，人乃阴阳相合、阴阳中和之产物。人乃天地之灵，居天地阴阳之中，故有“中”之义。“仁”与“人”二字古音相同，而音同义通，“仁”亦有“中”之义。例如果仁处果核之中，瞳仁居眼睛之中。可见，“人”与“仁”皆有“中”之义。
早在《易经》中“中”就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强调阴阳当位，执“中”而和谐以保持事物的稳定态势。“中也者，天下之为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位焉。”（《中庸》）《论语·雍也》亦有云，“中庸之道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地位之重要，内容之深厚可见一斑。古代中医理论十分注重阴阳调和。有学者就认为“中医”之“中”乃“中庸”之“中”，有中和、平衡、平和之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以“仁”为本，以“礼”为体的中和之美，正是孔子思想在艺术审美上的体现和实践。
中庸之道是孔子各部分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它是对殷周以来“中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孙教授在论述“仁的本源”这一问题上仅围绕“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这一中心展开，讲得虽然深刻生动，终有不尽解渴之感。
第二乐章：名正方能言顺
除了“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之外，孙教授还提到了“仁不怨君”。于此为方便阐述己之愚见，再添一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加国君、父亲、丈夫以高位，臣民、子女、妻子则必须听命于他们，甚至要绝对服从。这显然不合乎人之平等。因此，一位同学就提问说这不正确，还缘此质疑孙教授所论述的“仁的本源”问题。
显然，这位同学执此一端，失彼一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孔子思想。就以“父慈子孝”为例来说吧，若偏执于“子孝”就会忽视孔子还强调“父慈”的一面。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论述中还有不少强调尊长对幼小的怜爱。况且“仁”就有仁慈、仁爱的道德内涵。而“仁”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