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刺死辱母者》，刷爆了整个舆论场。
截至目前，微博话题#刺死辱母者#阅读量已超过6亿。
这篇报道称，2016年4月14日，山东民营小企业家苏银霞、于欢母子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遭到恶意讨债，在母亲受到讨债人“极端手段侮辱”、出警警察借故离开的情况下，于欢拿起水果刀刺伤四人，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但因失血过液伏多在医院死亡。聊城中院于2017年2月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欢是否无罪，知著君无法断言。但在如此“现象级关注”的背后，是什么在牵引着我们愤怒的情绪？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又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
这场舆论风波的源头，就是南方周末这一篇深度报道。报道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极端手段侮辱”、“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凌辱”…… “辱母”的细节成为了网友情绪煽动的导火索，当众辱母，儿子必然群情激奋，这是一个人本能的血性。
读完报道，不得不佩服记者王瑞峰的调查能力；但是，当我们冷清地再来回顾这篇长文时，报道上的有失公允似乎成了这场舆论最初的引爆点。
首先，从“辱母”这一关键细节来看，记者用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词汇——“极端手段侮辱”，看似是记者在规避一些不雅字眼，实则却让不少读者望文生义。
微博用户@张洲的理解是：“那帮歹徒当着儿子的面，掏出生殖器抽母亲的脸……”
网友在这样的具体细节描述下，自然被激起了愤怒——
事实究竟是什么？
根据判决书里于欢的口供，催债人员脱裤子露出下体后，被员工马金栋及时劝阻，并没有提到“生殖器抽母亲的脸”这样恶劣的行为。
@张洲对报道产生的误解，导致了不少的负面情绪，其影响也十分广泛：转发量14万，点赞数15万，评论量5万。正是由于南周记者细节处理的模糊性，给读者带来了二次解读的扭曲，方才催生了舆论的苗头。
有人可能会为南周辩解，这是出于报道的儒雅而刻意规避不雅字词。但知著君认为，这篇报道的核心就在于此，挑动网友神经的关键也在此，模糊性的描述只能让舆情恶变。
其次，从新闻写作的角度而言，报道中大量使用形容词，如“瑟瑟发抖”、“咬牙切齿”、“几近崩溃”等等，记者的主观情绪植入在文字之间，故事化的描述虽然极具代入感，但这篇报道呈现的情绪煽动性，仿佛让我看到了赫斯特当年黄色小报的“风采”。
此外，还有网友指出，报道中几乎全棚蠢是被告方（于欢）的证人证词，对于原告方（杜志浩）的描述是一些“背景信息”的补充。
微博@辟谣与真相指出，“作为媒体，本应把正反两方的说法，都全面、如实的告诉受众，让受众自己判断，不能片面报道误导受众……”
并且，该微博还附带了于欢辩护律师@殷清闹和携利律师于24日晚的微博截图，直指其“热炒”嫌疑，而这条微博目前已被删除。
这篇颇受争议的报道，就这样拉开了舆论激荡的序幕。知著君并不是想为杜志浩等人洗白，这样的恶劣行径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靠新闻媒体的口伐笔诛，难免会模糊事实、裹挟民意，这样的做法只会引燃舆论。
依靠着南周的报道《刺死辱母者》和判决书两份资料，媒体纷纷扑上了这块“人血馒头”，“刺死辱母者”俨然成为了一个传播符号，其背后渗透着法制与人情的探讨、良知与正义的拷问，就像媒体话题创造的天然酵母。
根据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6日22时，与“刺死辱母者”相关网络媒体报道达到3972篇，微博4702条，微信文章2352篇（上述均不含二次转发）。网络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域，观点的讨论主要有三：
其一，情理与法律的关系。比如，作家易中天在《血性男儿哪有罪？刺死辱母者既是正当防卫，更是见义勇为！》文章里认为：“劈山救母传为美谈，于欢救母反受惩罚，于情于理均难以服众。”
其二，于欢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江苏省高级法院助理审判员桂公梓在《讨论“辱母杀人案”的正确姿势》中认为——
其三，警察是否渎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从刺死辱母者案看法治践行中的痼疾》一文中指出，“当地警方如果能够正常适用法律，接警到源大工贸后就应该采取措施，追究杜志浩等一干人员涉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和非法拘禁的刑事责任，至少应追究其治安行政责任”。
“辱母”、“杀人”、“判决不公”、“渎职”……正是这些戳中社会大众痛点的标签，让舆论在社会化情绪的累积中广泛传播。根据新榜趋势的数据统计，微信公众号诞生10万+爆文近百篇，点赞数量最高的20篇如下图所示
自媒体时代，在信息不足时，往往情绪先行。仔细看看这20个标题，“血性男儿”、“恶霸”、“冰冷”……无不具有煽动性，情绪化的字眼无疑是收割“民意”流量的利器。
然而，这些情绪色彩极浓的文章，又对舆情走向带来何种影响呢？
诺依曼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意见气候形成的三个条件：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
自媒体文章连篇累牍地覆盖，恰好给舆论的扩散提供了“气候”，遍在的煽动情绪让个体心理逐渐向群体心理转变。从清博舆情的微信分析可以看出，从26号到27号，网友的负面情绪正在增长。
26/27
正当舆情不断升温之时，25号晚上，@济南公安官方微博发布一句“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是正道”，迅速给这场硝烟四起的舆情处理——火上浇油！
无论是“躲猫猫事件”，还是去年的“雷洋案”，网友对警方的公信力早已习惯性质疑，定型化效应十分明显，这为舆论兴起提供了舆情基础。当“刺死辱母者”案事实尚不确凿时，网友等待着官方的回应，而等来的却是一句对舆论谴责的话语。
网友纷纷表示不满。不料，@济南公安次日再发微博“毛驴怼大巴”，这张情绪化的微博被网友解读为“政府是大巴，群众是驴，驴怼大巴，不自量力”。
聊城政府迟迟未开口，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之时，往往会以一种“补偿心态”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它矛盾之上，从而为舆情诉求寻找到一个释放的渠道。而济南公安高级自黑，那我就来做这个“渠道”吧。
“毛驴怼大巴”事件无疑是对民众的焦虑情绪添柴加火，进而滋生了反向的社会情绪，在引发社会大众对政府机构不信任的同时，也为“刺死辱母者”案的进程带来干扰。
现实的情况正是——舆论看似热闹，但真相依然原地踏步。频频发生的次要热点让引导失去准心，各种跑偏的舆论话题干扰着核心议题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大众的焦虑与情绪化更加严重，舆情呈现梯度式升温。
在感性化和情绪化的发声中，网友们各抒己见，在激烈狂热的舆论环境中针尖对麦芒，其中裹挟的反向社会情绪，已经出现了“舆论审判”的倾向。
随着事件的逐步发酵，诸如此类的情绪越来越多，从@头条新闻发起的两个投票可以看出，网友的极化情绪被“辱母”这一细节所点燃，对于“法理情”的讨论，形成了舆论一边倒的强烈共识，质疑着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舆论审判”对司法审判带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面在于倒逼司法部门的行动，如促成收容制度废止的“孙志刚案”；但是，舆论审判影响司法公正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影响极大地“彭宇案”。
当于欢一审判决结果出来时，网友以压倒性的声音呼喊着“无罪”或“减刑”，为了避免出现“雷洋案”的复杂舆情，这一次，官方的回应及时而有效，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公众之心。
26日10点43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微博称，依法组成合议庭受理此案。
11点16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派员调查”，转载量7万，点赞数31万次。
11时37分，@最高人民法院转载@山东高法通报微博；12点50分，@山东公安表示，“已派出工作组”；下午16点27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称，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在舆论引爆后24小时后，官方通过微博平台频频发声，相关通报中直言审查重点为“于欢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警察是否失职渎职”，可以说变相回应了“是否存机械适法”、“警察执法是否规范”这两大核心舆论关切点。
这一次，司法部门并未选择性失语，多层级的官方连环回应，司法与舆论再现良性循环。政府对民意和程序正义的重视，让不少网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除了官方的及时回应之外，两天之内，各大媒体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风范。以澎湃新闻、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为首的媒体，反应迅速、追踪及时，短时间内拿出角度各异的采访、报道、评论，集体发声。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事实信息较为模糊，各家新闻媒体纷纷展开实地采访，补充了最初报道中未呈现的大量信息。
与自媒体的评论文章相比，各大媒体的评论更显理性，无论是对“于欢是否无罪”的探讨，还是“情理与法律孰轻孰重”的深思，都带着这个时代坚韧的印记。
一桩旧事，一篇长文，轰动了整个中国。
辱母，杀人，正义……这些标签成为了社会化情绪的聚焦点，放大了舆论的影响烈度。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公众对潜在风险的恐慌担忧，对公权力和程序正义现状的极度失望。
在“刺死辱母者”这起案件中，我们既要看到一些记者深刻的调查能力，也要看到社会化情绪在舆论的裹挟之下如何变异。
在我们把“舆论”当做一种伸张正义的力量时，也要保证其理性和规范，别让你的发声裹挟着过多的社会化情绪。一件议程的处理，还是需要社会理性共识的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