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
动乱时世与精神契机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得衰弱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紧接着三国时期的军阀割据、西晋的“八王之乱”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象潮水般涌入中原，“大王旗”在刀光剑影中不停地更换。在这规模浩大的历史震动之中，文化所赖以植根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破碎了，“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崩解了，传统价值的权威失坠了，整个社会大千人众的“思维”都在“世事无常”的哀叹中趋向错乱。战乱时世所导致的生命危机感时刻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敏感的文化人有“人生几何”的咏叹，普通民众则把“怨苦哀愁”灌注民歌俚谣之中。动乱时世中的“文化”充满了苍凉悲怅之感。
生命觉醒
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
在儒术独尊的两汉，文学附庸于“经学”，“立意”须托“五经”，“咏情”须以“彰教”。文学全然无“自我”可言。 在“文学自觉”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终于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与儒学比肩而立，蔚为大观。
审美态度
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
与此同时，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综上所述，在魏晋时代，同传统儒学相反，强调人的个性，追求人的独立，不再是儒家强调的“为国”这种集体主义的东西，很像西方文艺复兴。所以说六朝魏晋文采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