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 “经世致用”的学说。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康梁逃到日本后，继续大力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影响很大，他们继续主张开民智、兴民权、呼吁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宣传科学，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但是改良派无论如何张扬自己的理论，比起后期兴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落后了。两股政治思潮曾就民主革命的是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改良派沦为了保皇派，仍然竭力维护腐朽的清政权，因此退出了历史主角的地位。
严复和康有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还先后参与帝制复辟，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为社会所抛弃。康有为于1912年在北京建立孔教会，被袁世凯所利用，形成了以尊孔为基本内容的复古思潮，大力鼓吹封建的纲常伦理，阻碍了民主思想的深入传播。严复参加了以杨度为首的促进帝制的筹安会，成为拥护袁世凯复辟称帝国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康有为此后仍然固守其复辟派的立场，主张还政于清，于1917年与张勋一起拥戴溥仪复辟，展开了一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