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精神
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