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文学家的故事:
从骑着自行车去邮局寄稿子，到30年推出100余部作品，到多次获得国内国际重要文学奖项，多年来，贾平凹因小说成就大名声，也因小说遭受大毁誉，但无疑已成为“一字千金”的文坛领军人物。
谈亲情：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
在女儿的婚礼上，贾平凹用这样三句话，寄望自己的女儿女婿。
贾平凹自称“丑陋的汉人”，在我眼里却是个“鬼才”。从这三句话里，也可以见到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哲学。
在贾平凹的心目里，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父亲是个乡村教师，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父亲对家里人都严厉得很，尤其对作为长子的贾平凹非常严格。
“从上大学一直到父亲去世前，漫长的二十年中，只要我回去，哪怕明天早上要走了，父亲前一天晚上肯定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把妈妈弟弟妹妹都叫上，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跟孩子们讲人情世故，讲单位的事情怎么好好干，对人家长辈怎么尊敬，做人应该怎样善良宽容，怎样要谦虚不要张狂等等，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老话，今天说了明天可能还说，所以大家都在那儿打盹。最后才说，到时候了吧，晚了，一点了，该睡了，大家才散了睡了。每次都这样，长长短短几个小时。”
父亲的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就了贾平凹。对父亲的敬畏，使贾平凹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以后更成了一个文坛的领军人物。父亲日日夜夜跟他唠叨的“做人要宽容、要善良、要谦虚、要好好干事”，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以后的日子，更成为了他的财富。
然而作为父亲，面对女儿的任性和淘气，贾平凹却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在大女儿12岁时，看到被弄得一团糟的桌子，贾平凹亲笔写下“教女书”，列出了七条规定，“警告”女儿说：“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你要乱，我帮你弄得更乱，你看看舒服不舒服！”贾平凹还把书桌弄得更乱，以“示”女儿。这哪是“教女书”？分明是治安管理条例，与其说是在管教孩子，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施行报复的“恶作剧”。笨拙的办法毫不见效。第二天，他就在女儿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展开一看，原来是亲笔写下的“教女书”！女儿对父亲的“手谕”不屑一顾，揉成一团，丢在一边。
贾平凹坦言：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自己确实做得不好。像现在的小女儿，一星期见不了几次面，他回家时女儿睡着了；他还在睡呢，女儿早上起来上学去了，所以小孩对他不亲热。她妈说“接你爸电话”，她回答说“不接！”有一次早上，太太跟他说，哎！你娃表扬你了，说爸爸买的书漂漂，就是漂亮的意思。女儿对他最满意的一次，就是这次买书，还不是做父亲的亲自买的！
贾平凹的创作，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早上带着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去工作室，中午随便一吃，晚上才回家。因为忙，贾平凹平常很少带孩子，也很少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玩，一有时间，自己总想安安静静呆着。因为经常顾不过来，有时贾平凹就跟太太讲：“你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也经常顾不上家嘛，你权当咱也是个干部，是个市委书记嘛。”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地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余华简介：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着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其作品已被翻译成日、韩、英、法、意等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当作家最初有功利目的
谈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毫不回避当初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毕业以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5年，一点不夸张地说，这5年我拔了至少有1万颗牙，每天7点就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五千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
开始写小说的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有些幸运，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请他到北京进行修改，这在余华当时所在的海盐县是件大事，用余华的话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我们县第一个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来后县委宣传部的人说我是个人才，不能让我再干牙医了，干什么呢？进文化馆吧，这一下满足了我的愿望。”
没有冠冕堂皇，却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余华。余华说他到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到单位一看自己竟然还是第一个上班的，于是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单位我来对了。此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成了每个月只有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单位，最后干脆辞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点，有时候还愿意拉上一些同行，余华在说完自己从事写作的原因后又补充了一段：“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批人里面和我一样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几个人去意大利，主办方让我们写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为挣钱买一双皮鞋，王朔则是为了换个工作，和我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
不过自嘲归自嘲，但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样，余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现在我写作已经完全是因为热爱，没有一点功利性。其实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功利的一面在内，但当他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功利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一个好作家首先是一个好读者
余华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但广泛的阅读让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他自己称自己的写作最初受川端康成的影响，而后卡夫卡的着作又让他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川端康成让他学会了细节的描写，而福克纳又教会了他如何描写心理。不妨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几位大师的感受：
“杰克·伦敦的一句话，让我受益匪浅，那句话就是：宁愿去读拜伦的一句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到的话，当时我明白应该去读经典名着，而不要仅仅去读文学杂志，现在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开始读外国小说的时候读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川端康成的笔法给了我极大的影响。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写一位母亲坐在已经死去了的女儿的床前，结尾是这样写的：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一位出嫁的新娘。这种比喻对我影响极大，让我知道了以后在写文章时比喻应该向哪个方向走。
“但凡大师都注重细节，鲁迅就是这方面的大师。在《孔乙己》的开头，一句话就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交代清楚了：咸亨酒店的格局，穿长衫的是坐在里面的，穿短衫的是坐在外面的，而孔乙己是惟一一个穿长衫坐在外面的。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最棒的一笔是写孔乙己被打断腿后来酒店的场景，当时他摊开手，手里有几文铜钱，这时鲁迅用一句话点明了孔乙己是怎么来的：他满手是泥，原来他就是用这双手走来的。这一细节的描写说明了鲁迅的伟大，可以说这篇文章如果不写孔乙己是怎么来的，鲁迅就不能称之为鲁迅。
“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直到最后有些走投无路了。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卡夫卡，读到了他那篇《乡村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中的那匹马，当时我奇怪，怎么这匹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后来我认识到，作家应该是自由的，可以说是卡夫卡解放了我写作的能力。
“教会我如何去写心理描写的是美国的福克纳，这个本领让我可以用一辈子。我读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人杀人后的心理。他全部采用了客观的视觉的描写，看完这篇小说，我总结的心理描写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去看。真正要写一个人的心理，恐怕一百万字也不够。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确实是这样，内心的宽阔不是可以去描写的。”
余华自己称他一直坚持在读一些文学名着，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作品，能给人极大的改变，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感受的能力，甚至改变你的思维。他对此的总结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一个读者。任何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他能够体验文学作品中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让笔下的人物自己说话
余华说，很多人看了他的书后问他关于书中的人物描写是否有他的影子，对此，他一再强调人物是人物，而作者是作者。
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余华给自己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刚开始写作到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三部长篇之前，对于这个阶段，余华称自己的写作风格为“霸道”，“这段时间里我创作的时候是抱着人物不说话的态度，我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余华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开始突然说话了，“我当时很奇怪，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说的，但他的确从我的笔下写出来了，当时的感受是我只是在记录着。”虽然还一直克制着，但小说中人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话语越来越多了，《活着》就越来越多，“到《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就完全放开了，随着人物走，让我笔下的人物自己说话。这种感觉非常地美妙，我当时发现人物是有生命的。”余华把这段时间称之为第二阶段。
虽然一直咬定作家与笔下的人物是两回事，但余华也承认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比如在《活着》中关于人物的描写，他认为现在20多岁的小说家不会再这样写了。“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作家有着一生的影响，童年对世界的印象就像是一张白纸在复印机里一下复印下来一样，而我后来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局部做一些修改。”
在余华的文章中，干净、简洁是他的一大特点，那么这一特点是怎么来的呢？余华的答案是：音乐。“我以前不愿意写长篇，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书，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我一直认为太复杂。但有一次我听到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我发现如此宏大、如此丰富的一部交响乐，采用的音乐却是如此地简单，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发现单纯是如此地有力量，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就尝试着用这种风格来写，尽量把语言用得简单一些。”
对于将来的写作会朝着什么方向走，余华说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写出来了才能知道。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刘放园表兄鼓励冰心，说她能写，让她再写，同时还不断地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她看。鲁迅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小说《狂人日记》，给冰心很大的震动。这时她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也才懂得小说里有哲学，她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着的浮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冰心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描写了两个家庭由于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走上了两条生活的道路。小说写好后，很羞怯地寄给刘放园表兄。
这篇小说，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她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稿子寄去后，她连询问的勇气都没有！但是，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小说在《晨报》上登出来了，并且是连载三天，署名为冰心女士。冰心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为何要在“冰心”后面加上“女士”；但木已成舟，不能更改。所以，后来，冰心往往也以“冰心女士”的笔名发表文章，出版着作。
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冰心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刘放园表兄又竭力地鼓励她再作。冰心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地挥写“问题小说”，每周都有新作品问世。冰心所写的“问题小说”，都是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起“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都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公，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那时，冰心自己也想不出死中求生的办法。此后，谢婉莹这个名字被淡忘了，“冰心”却扬名于世。
对冰心这个名字，坊间有“恨水不结冰”的传说，说的是民国时期着名小说家、《啼笑姻缘》的作者张恨水，他原名张心远，此人单恋女作家冰心，取笔名“恨水”，表达自己最终不能结冰之憾。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在外国留学时，有一次做实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
回国以后，他拖着半瘫的身子，到达延安工作。解放后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连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着说：“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钱钟书是我国着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
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1928年，大散文家沈从文被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为该校讲师。沈从文那年才26岁，学历只是小学文化，但他以飘逸的散文震惊文坛，当时已很有名气。
在他第一次走向讲台的时候，除原班学生外，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很多。面对台下满堂坐着的渴盼知识的学子，这位大作家竟整整呆了10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开始讲课了，而原先准备好讲一节课的内容，被他10分钟就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早着呢！但他没有天南海北的瞎扯来硬撑面子，而是老老实实的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于是这位老实的“可爱”的坦言失败，引得全堂爆发出一阵善意的欢笑。。。。。。胡适知道后，评价这次讲课时，对沈从文的坦言与直率，认为是“成功了！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莫言每次从外地坐飞机回京，都想到女儿家去看看。
女儿的房子离机场很近，有时他明明应该到她那边去，他却不去，而是回到自己在市中心的房子，就是因为他怕出租车司机会嫌路途短不高兴，排了半天队拉这么一个挣不了多少钱的短活儿，会甩脸色给他看。他这一路就会很痛苦。所以，有两次必须去女儿家的时候，他就预先准备好一盒中华烟，上车以后就把中华烟先给司机，说：“师傅先给你一盒烟抽，绝对不是假的。”然后再跟他说去哪里。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60元钱，他没赔，所以一路跟莫言有说有笑。
所有和莫言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无论对谁都低调、谦恭、谨慎，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然而，莫言的这种软弱，恰恰展现了一种人性的美好——对每一个人都心怀体恤和敬重，哪怕他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10个文学家的故事:
英国着名的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虽然为他很贫穷，但是人们都很尊敬他。
司各特为人正直，他的一个朋友看见他的生活很困难，就帮他办了一家出版印刷公司，可是他不善于经营，不久就倒闭破产了。这使原本就很贫穷的作家又背对背上了六万美元的债务包袱。
司各特的朋友们商量，要凑足够的钱帮助他还债。司各特拒绝了，说：“不，凭我自己这双手我能还清债务。我可以失去任何东西，但惟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信用。”
为了还清他的债务，他像拉板车的老黄牛一样努力工作，他的朋友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
当时的很多家报纸都报道了他的企业倒闭的消息，有的文章中充满了同情和遗憾。他把这些文章统统扔到火炉里，他的心里对自己说：“瓦尔特·司各特不需要要怜悯和同情，他有宝贵的信用和战胜生活的勇气。”
在那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会了许多以前不会干的活，经常一天跑几个单位，变换不同的工作，人累得又黑又瘦。
有一次，他的一个债主看了司各特写的小说后，专程跑来对他说：“司各特先生，我知道您很讲信用，但是您更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您应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写作上，因此我决定免除您的债务，您欠我的那一部分钱就不用还了。”
司各特说：“非常感谢您，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帮助，我不能做没有信用的人。”
这件事之后，他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睡得这样踏实和安稳。我的债主对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说可以免掉我的债务，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的前方是一条艰难而黑暗的路，但却使我感到光荣，为了保全我的信誉，我可能困苦而死，但我却死得光荣。”
由于繁重的劳动，司各特曾经病倒过。在病中，他经常对自己说：“我欠别人的债还没还清呢，我一定要好起来，等我赚了钱，还了债，然后再光荣而安详的死。”
这种信念使司各特很快从病中康复了过来。两年后他靠自己的劳动还清了债务。
洪升：清代剧作家，代表作为传奇剧本《长生殿》。
孔尚任：清代剧作家，代表作为传奇剧本《桃花扇》。
蒲松龄：清代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吴敬梓：清代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该书由许多彼此独立的故事勾联而成。
曹雪芹、高鹗：清代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红楼梦》。该书共一百二十回，又叫《石头记》、《金玉缘》。前八十回为清朝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多认为由高鹗续成。
纪昀：清代著名学者，即纪晓岚，代表作为《阅微草堂笔记》。
李宝嘉：清末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该书共六十回。
吴沃尧：清末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共一百零八回。
刘鹗：清末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老残游记》。该书共二十回。
曾朴：清代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孽海花》。该书共三十回。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爱国作家，曾领导“复社”反宦官权贵，招募义兵抗清。所著《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反对君主专制的观点，体现了民主性的思想。
李渔（1611～约1680）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代戏曲理论家、剧作家。《芙蕖》节选自《李笠翁一家言·笠翁偶集》中的“种植部”。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别号亭林，称亭林先生。清初思想家、学者、爱国作家。曾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和抗清起义。《复庵记》出自《亭林诗文集》。
魏禧（1624～1681）字冰叔，号裕斋，宁都（江西）人，清初散文家。《大铁椎传》选自《魏叔子文钞》。
林嗣环，字起八，清初文人，官至海南副使，著有《铁厓文集》。他的《口技》节选自《虞初新志·秋诗自序》。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官至礼部右侍郎。论文提倡“义法”即言之有物有序，为桐城派创始人。散文多为经说、序跋、书信、碑传等。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安徽）人，清代小说家，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五十五回。
彭端淑（1699～1779）字仪一，清代中叶文学家，知识广博，工诗能文。《为学》选自《白鹤堂集》，原题是《为学一首示子侄》。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宁波）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一生潜心于学术，在经学、史学、文章诸方面均有成就，尤以经史学为最，为后期浙东学派代表人物，著有《鲒埼亭集》。《梅花岭记》选自《鲒埼亭集外编》。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杭州）人，清代诗人、散文家。曾任知县，辞官后于江宁（南京）小仓山下修筑随园定居，自号仓山居士。《祭妹文》选自他的《小仓山房文集》，还著有《随园诗话》。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是继方苞、刘大櫆之后“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提出文章须以“考据”、“辞章”为手段阐明儒家的“义理”，三者合一的古文理论。《登泰山记》选自《惜抱轩全集》，其中“雪中观日”一段，尤为后世称道。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阳湖（江苏）人，清中叶经学家、文学家，在经史、地理、音韵、训诂方面都有成就。论文《治平篇》选自《洪北江全集》，提出了人口繁衍与社会经济力量存在矛盾的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人口论学说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创见。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浙江仁和（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深于经学、文学和史地学，为“今文学派”主要人物，近代改良运动先驱之一，已亥年（道光十九年）归途中写了三百一十五首绝句，总题为《已亥杂诗》，表达对国事的感慨与生平经历的哀乐。著有《龚自珍全集》。
刘鹗（1857～1909）字铁云，笔名（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镇江）人，清末（近代）小说家，通数学、医术、水利等。曾在上海行医、官候补知府，弃官经商；八国联军入京后，向俄军贱购太仓储粟赈济饥民，以私售仓粟罪徙戍新疆而死，他的《老残游记》是我国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孙文（1866～1925）字逸仙，别号中山，广东省中山县人，我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著有《孙中山全集》，共十一卷，课文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广州）人，因居佛山镇，又自署我佛山人，清末小说家。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清末小说家，他的《官场现形记》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制台见洋人》节选自该书第五十三回。
曾朴（1871～1934）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近代小说家，通法文。所作《孽海花》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的领袖，政治家、文学家，《少年中国说》《谭嗣同》出自《饮冰室合集》。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福建闽候（福州）人，是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他的《与妻书》选自《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